詞是一種音樂文學，是與樂曲相配合的歌辭，是廣義上的詩歌之一種。如果說樂府詩是“采詩入樂”，那么詞就是“依聲填詞”了，所謂“調(diào)同詞不同”。(劉禹錫)在詞的初期，歌辭依附于樂曲，所以詞被稱為“曲詞”或“曲子詞”。清人宋翔鳳說：“以文寫之則為詞，以聲度之則為曲。”(《樂府余論》)正因為詞與音樂的密切關系，所以又被稱為“倚聲”、“樂府”、“樂章”、“歌曲”等。在中國詩歌發(fā)展史上，詞在詩之后曲之前，是上不似詩、下不類曲的新詩體，古論有“父詩而子曲”之說。還有“詩余”之稱，對此稱謂前人的理解不盡相同，有的解釋為詞是繼詩之后興起，有的解釋為詞乃五七言近體詩演化而來，有的解釋為詩人以余興填詞，也有人認為是因為詞人將自己的詞作編輯于詩作之后而得名的等等。

　　詞興起于唐五代而盛行于宋，南宋是高峰。其興起的主要原因有二：

　　一方面，唐代社會經(jīng)濟繁榮，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，音樂成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享受。特別是在開元、天寶年間，玄宗皇帝精通并酷愛音樂，在宮中蓄養(yǎng)數(shù)百人的樂團，號稱“皇家梨園弟子”，更促進了社會上音樂歌舞的流行，給音樂活動的興盛提供了外在條件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是西域音樂的傳入使然。唐代音樂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，這種變化實際上在唐以前已經(jīng)進行了很久，其主要特征是原產(chǎn)于西域的“胡樂”尤其是龜茲樂大量傳入中土，與漢族原有的以清商樂為主的各種音樂相融合，產(chǎn)生了一種新的音樂——燕樂，成為當時的俗樂。“燕樂”的名目在隋代就有，而在唐代大盛，其部類也經(jīng)過新的修定。音樂新鮮活潑，曲目繁多，使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伴奏，富于變化，故尤為大眾喜歡。這些燕樂曲調(diào)有舞曲，也有歌曲，歌曲的歌辭就是詞的雛形，當時叫做“曲子詞”。隨著燕樂曲調(diào)增多，就需要更多與之相配的歌辭。這時的燕樂歌辭，在民間已有不少由樂以定辭，直接以長短句合樂的，熟習音律的樂工歌伎為主要作者，其實，由樂定詞的所謂“倚聲填詞”一直在民間實踐著，敦煌詞中的多數(shù)作品就是按樂曲填入的長短句詞。唐代的燕樂歌辭本來與從前的樂府歌辭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(qū)別，但在其發(fā)展過程中，卻逐漸形成一個顯著的特點，即嚴格按照樂曲的要求來制作歌辭，包括依樂章結構分篇，依曲拍為句，依樂聲高下用字，其文字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格的形式，這種情況是過去的樂府歌辭所沒有的。盛唐中唐時期，精于樂曲，染指填詞的文人數(shù)量極為有限，民間詞作又不為文人接受。也有選詩以配樂，則是借用現(xiàn)成的五七言近體詩由樂伶歌伎配合曲調(diào)演唱，所用之近體詩即為歌詩，歌詩是解決曲辭不能滿足曲調(diào)之需的權宜之計，因此，一時樂府、歌詩并行不悖。但文人的創(chuàng)作基本上是齊言的，近體詩句式整齊，且有特定的平仄、葉韻的格律規(guī)范，樂曲也有自己旋律和節(jié)奏的要求，故以近體詩入樂，二者難以絲絲入扣。為解決這個矛盾，入樂歌唱時，演唱者或可在節(jié)奏和歌法上采用一些變通辦法，使之適合歌唱。如沈括說：“詩之外，又有和聲，則所謂曲也。”(《夢溪筆談》卷五)朱熹也說：“古樂府只是詩中添卻許多泛聲，后來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填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一四O)“和聲”、“泛聲”都是解決歌詩入樂不協(xié)調(diào)的辦法，此運用雖是以詩入樂時的變通手法，卻也對詞調(diào)格律、句式的形成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。

　　歌詩入樂只是詞體發(fā)展特定階段的做法，要實現(xiàn)曲調(diào)與曲辭的完美結合，“選詩以配樂”畢竟不是辦法，曲辭的創(chuàng)作必然要走上“由樂以定詞”的路，也就是所謂“倚聲填詞”。在文人中首先明確指出運用這種方法的是劉禹錫。依曲拍為句的做法，可以體現(xiàn)曲調(diào)的聲情特色，進而使詞體成為有別于詩體的文學樣式。不過這需要詞人具有極高的音樂修養(yǎng)，所以倚聲填詞的普遍化是在文人對曲調(diào)有逐漸深入了解的中唐以后。隨著文人對曲調(diào)的掌握，由樂以定詞的長短句曲辭創(chuàng)作增多，這種新體歌辭逐漸成為中國文學中一種極其重要的詩體，就是后來通常所稱的“詞”，而歌詩逐漸淡出詞壇。

　　敦煌曲子詞的發(fā)現(xiàn)又一次證明，詞像大多數(shù)文體一樣起源于民間。敦煌詞中的《云謠集雜曲子》為現(xiàn)存最早的詞選本，未注明編者，從內(nèi)容和編排來看，應與稍后的《花間集》一樣，同為侍宴應歌的唱本?！对浦{集》的存在說明了曲子詞這種配樂歌唱的文學形式，從產(chǎn)生之初就與娛賓佐歡的娛樂相聯(lián)系。它反映出詞體初創(chuàng)時期的特點、民間詞人的文化水平和審美習慣，以及當時人們對詞體的認識等因素，它借鑒俗講變文等表演藝術，在形式上多有創(chuàng)新。體現(xiàn)了詞體初期的不完備、不定型：有襯字、有和聲、有雙調(diào)、字數(shù)不定、平仄不拘；葉韻不定；詠題名；曲體曲式豐富多樣。以“字數(shù)不定”為例，敦煌詞中有《鳳歸云》數(shù)首，字數(shù)卻各不相同，有81字、84字、78字三體，都表現(xiàn)出隨意性較強的特點。從敦煌曲子詞中，可以找到溫、韋婉約，柳永俚直，蘇、辛豪放諸種風格流派的源頭。

　　唐代是曲子詞的孕育、誕生和初步定型的時期。一方面民間詞在胡夷里巷蓬勃興起，一方面文人開始嘗試填詞。初唐、盛唐時期詞，此時歌辭所配之樂尚不確定，燕樂與其他音樂因素正處于相互交融之中。唐代文人的詞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歷了由詩到詞，逐漸“本色”化的過程。文人初步接觸詞體，往往受寫詩的習慣的影響，所作詞的題材、情志、風格往往與詩相近，詩和詞的界限尚不分明，詞以齊言為主，如沈佺期等人的詞《回波樂》即是齊言的六言四句。此時的詞作究竟是依聲填詞，抑或由詩譜曲，或是由詩入詞的“歌詩”，今天已難斷定。此時的部分詞作也被作為樂府詩，郭茂倩的《樂府詩集》將這些作品列之“雜曲歌辭”。隨著對詞體的熟悉，加之詞體娛賓應歌功用的刺激，詩言志，詞言情，詩莊詞媚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，文人詞逐漸遠離詩體，而呈現(xiàn)出獨特的詞體風貌。

　　中唐時期倚聲填詞蔚為風氣，白居易、劉禹錫成就最著。

　　已與選詞以配樂的歌詩不同，開始按曲調(diào)填詞。然而中唐詞人所填之詞無論其所依配之曲調(diào)，還是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風格氣質(zhì)都與樂府詩歌或民歌相似，而與本色當行的詞體有所區(qū)別，詩論家往往目之為詩。如張志和、劉禹錫、白居易等詞人填的《漁歌子》、《楊柳枝》、《竹枝》等皆如此，說明此時的詞體仍不能完全擺脫詩體而獨立。中唐文人詞有下列特點：等言或小令居多，調(diào)式簡單，平仄變化少，基本是五七言詩的變調(diào)，題材較廣，未入“詞為艷科”的俗套，風格較清新自然，所表達的情致也較淺顯明朗，尚未入婉約之流?？梢哉f中唐文人詞是近體詩向典型的文人詞轉變中的產(chǎn)物，是敦煌民間詞到晚唐五代《花間集》之間的中介環(huán)節(jié)。

　　晚唐時期詞體初步成熟，可以溫庭筠、皇甫松、杜牧等人的詞體作為標志，以溫庭筠的詞為代表的詞作，已經(jīng)確立了以城市女性生活為表現(xiàn)對象，以婉麗柔媚為風格特色、以小令為主要體式的本色詞體?！痘ㄩg集》是第一部文人詞選集，標志文人詞的成熟，預示了宋詞繁榮期的到來。溫庭筠詞即為花間詞的代表。杜牧的《八六子》是唐代文人詞中罕見的長調(diào)，在小令一統(tǒng)天下的晚唐詞壇十分醒目，在詞體的發(fā)展史上有一定意義。

　　南唐詞是指五代時期生活于金陵的一批詞人的詞作，主要人物有南唐二主李璟、李煜和馮延巳。南唐詞與花間詞一樣，依然是以小令為主。由花間詞所形成的文人詞傳統(tǒng)，主要特征之一即體式以小令為主。小令體制短小，容量有限，與之相應，詞的內(nèi)容風格也形成以抒情為主，強調(diào)含蓄蘊藉的特征。然而，短小的令詞不便敘事，詞體結構也因此缺少開闔起伏的變化。

　　宋詞與唐詩一樣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。宋代是詞的全盛時期，宋代文學也以詞的成就為最高。據(jù)《全宋詞》記載，宋詞作品有2　萬余首，詞人有1　400　余人。宋詞的繁榮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3　個方面，一是它在全社會廣泛普及，上至皇帝，下至庶民，全都雅好詞曲。二是創(chuàng)作了大量新詞調(diào)，詞調(diào)始于唐，而大備于宋。至北宋后期，所唱的已經(jīng)大多是宋時新聲，而終宋之時，宋詞已有1　000余詞調(diào)，形式多樣，有引、序、令、慢、近、犯、歌頭、攤破、轉踏、轉調(diào)、增減、偷聲等。尤其是慢詞的出現(xiàn)，增長了樂章篇制，拓寬了詞的容量，增強了詞的表現(xiàn)力，成為詞體解放與詞體革新的物質(zhì)基礎。宋人所創(chuàng)新譜，大多是中長調(diào)，詞的內(nèi)容比唐五代有了根本性的突破，還需要在篇章結構、鋪陳點染，呼應映襯、語言修辭上講究技巧手法。三是流派眾多，既有傳統(tǒng)的婉約，又有新創(chuàng)的豪放、清曠、騷雅等各種風格。

　　宋詞可分為北宋、南宋兩大段。北宋初期宋詞的創(chuàng)作尚未進入興盛階段，詞的地位并不高，它仍然是文人在樽前花間一觴一詠之際的娛樂性創(chuàng)作，而不是正面向社會表現(xiàn)自己人格、情操、抱負的文學形式，藝術上也沒有什么突破。詞從表面上看，同北宋中期的文學變革沒有多大關系，因為在當時文人看來，詞是“小道”，不是載道的工具、治國平天下的手段。但是在北宋詩歌走上“雅正”道路而較少表現(xiàn)純粹的個人生活情感特別是男女戀情的情況下，詞正是以其娛樂藝術的性質(zhì)、不夠堂皇正大卻也較少拘謹?shù)牡匚唬a充了詩的不足，獲得意外的興旺。北宋慶歷以后，詞的創(chuàng)作在內(nèi)容、技巧、體制各方面都出現(xiàn)了飛躍的發(fā)展，同時也涌現(xiàn)出一批卓越的詞人，其中晏殊、晏幾道、張先、歐陽修、柳永尤為出色，柳永、張先等人開始借鑒流行于民間的慢詞長調(diào)作詞，二人并稱“張柳”。柳永除擴大了詞的題材范圍之外，他對詞體形式的最大貢獻是發(fā)展、完善了慢詞的體制和表現(xiàn)手法。柳永充分發(fā)揮了精通音律的特長，繼承民間歌詞中慢詞的傳統(tǒng)，又大量使用了前人未曾使用過的如《望海潮》、《黃鶯兒》、《陽臺路》等新的慢詞詞調(diào)，使詞體敘事容量更大，言情更為動人。北宋中期是詞的突破期，蘇軾的詞以其雄大的才力開創(chuàng)了新的境界與風格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文人詞的面目。北宋后期詞的創(chuàng)作極為繁榮，有秦觀、黃庭堅、周邦彥等，其主導的風格，是沿著歐陽修、二晏以來典雅含蓄、委婉細膩的一路，但柳永、蘇軾所開創(chuàng)的風格和技巧，也有相當?shù)挠绊?。這3　種詞風在北宋后期實際已經(jīng)有融合交匯的現(xiàn)象，差不多每個詞人都多少受到它們的影響，只是因氣質(zhì)、偏好的不同而取舍各有側重而已。從總體看，北宋詞對唐五代的繼承因素較明顯，令慢并重，較為清新質(zhì)樸，含蓄蘊藉，天成的成分更多些，多就景抒情，多應歌唱，故聲調(diào)宛轉。

　　詞經(jīng)過長期的發(fā)展，題材不斷拓寬，技巧日益成熟，地位也得到提高。南宋初期，它與詩、散文一樣，已經(jīng)成為文人慣用的文學體裁。強敵壓境的半壁江山是南宋面臨的新環(huán)境，社會生活的巨變帶來詞文學的改觀，文人的悲憤心態(tài)也同樣反映到詞的創(chuàng)作中來，懷念故國、渴望收復中原成為南宋詞的主旋律，而且，由于詞的形式上的特點，它比詩更適宜于表達那種激奮、跳蕩的和變化不定的情緒。有很多記載表明，一些反映當時社會共同心態(tài)和期望的詞作，一旦問世，便廣為傳誦。它們的社會影響要比同類的詩歌更大。這樣，以感懷時事、抒寫抗敵壯志為中心，詞的題材和風格在南宋初期又出現(xiàn)了一次新的重大變化。蘇辛豪放詞風對南宋和金朝詞人都有巨大影響。在逐漸偏安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，周邦彥的典雅之風又在姜夔、吳文英等人手中有新的發(fā)展。所謂“南渡詞人”是指活動于南北宋之交、從北宋過渡到南宋的詞人，成就最高的要數(shù)詞壇女杰李清照。她尚雅，強調(diào)思想的雅正和語言音律的文雅，提出“詞別是一家”，強調(diào)詞與詩的區(qū)別，注重詞體特征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“易安體”。辛棄疾是南宋中葉杰出的詞人，他的詞達到了詞體藝術的高峰，代表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，對當時及后世均產(chǎn)生了深刻影響。南宋末年，詞壇主流風格不十分突出，漸趨多樣化，大約分為：稼軒一派和騷雅派。但雖有繁衍，沒有繁榮，最終不得不導致宋詞乃至詞體走向衰落?？偟恼f來，南宋詞則已為純粹的“宋調(diào)”，多重慢曲，多雕琢，多即事敘景，多應酬謝，故體制雅正。

　　與其他文體相比，宋詞都是沿著縮小其特殊性，擴大其同一性的方向發(fā)展，并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。任何一種文體都有它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、盛極而衰的過程。一方面是由于文學自身運動的必然，另一方面人們的審美需求和審美心理也是不斷提高變化的。客觀地說，元明兩代詞道衰落，分化轉移是不爭的事實，但詞體的演化并未終止，詞作為一種文體更沒有消亡，它的進化至少表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：一是元明完成了詞體由應歌娛人向言志抒情的過渡，使詞最終擺脫音樂而成為獨立的文體。二是涌現(xiàn)了一批風格鮮明、成就卓著的優(yōu)秀詞人，如被譽為“元詞之冠”的張翥，被稱為“全明不能有二”的陳鐸，即使列于兩宋名家之中也毫無遜色。

　　詞至清代又出現(xiàn)了振頹起衰的中興氣象，清詞的中興和宋詞的興起，具有相似的背景，出現(xiàn)了詞壇大家王夫之、陳維崧、朱彝尊、納蘭性德、龔自珍等。清詞有3　個鮮明的特征：第一，詞人紛起，詞作繁多。第二，流派紛呈，推陳出新。第三，抒情本體得以確認。一代清詞流光溢彩，文質(zhì)彬彬，以其卓越的藝術貢獻，在抒情文體的發(fā)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。

　　詞的主要文體特征：

　　其一，詞是音樂和文學結合的產(chǎn)物，它最初是先有詞牌，然后依據(jù)曲調(diào)填上詞句。詞還在歌場傳唱時，一個詞牌在音樂上有基本固定的旋律結構，這也就決定了按樂譜填詞時文辭的基本句數(shù)，以及每句的基本字數(shù)和每個字的基本聲調(diào)，這就是所謂“調(diào)有定句，句有定字，字有定聲”，不過不是很嚴格。每一種詞牌都有一定的格律：字數(shù)一定；講究平仄；句式參差；對仗靈活；押韻位置一定，而不同的詞牌各不相同。詞的用韻比詩寬，押韻方式有通首平韻、通首仄韻、不同韻部的平仄換韻以及同韻部的平仄押韻4種。早期的詞，內(nèi)容與詞牌名相一致，如《漁歌子》吟詠漁家生活，《江南好》贊美江南的旖旎風光，但隨著詞的演變，人們主要依調(diào)式填詞，詞牌名只成了一種詞譜體制標志。到后來辭樂分離，有的曲譜失傳，只剩調(diào)式，詞就成為案頭文學，不必歌吟，各種詞牌名只是代表一種文字、音韻和結構的定式了，填詞不能再按樂譜，而是按前人文辭，即按“文字譜”。盡管如此，人們在填詞以前，還是要選擇詞牌，因為某種詞牌只適宜于表現(xiàn)某種內(nèi)容，例如，《滿江紅》就較多地表達壯懷激烈的情緒。有的詞牌有同體異名，還有同調(diào)多體，一般認為這與音樂節(jié)奏有關。

　　其二，因為是倚聲填詞，詞是非等言詩。它的句子依詞牌而長短錯落不齊，因此有“長短句”之稱。這種詩體無疑是對五、七言詩的突破，豐富了詩美。它不尋求均衡，不尋求對稱，不尋求嚴整，而給人以舒卷自如的美感和樂感。詞由長短句構成，少則一言、二言，多則八言、九言，而以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為多，句式參差、變化多端是其鮮明特征。

　　其三，詞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它的分闋。詞人對詞調(diào)的變格(減字、偷聲、攤破等)，更強化了詞的藝術表現(xiàn)力。樂奏一遍叫“闋”，一般而論，詞分上下(或稱前后)兩闋。也有一闋和三、四闋的，但較為少見。兩闋稱為雙調(diào)，一闋稱為單調(diào)，三、四闋稱為三、四疊，此外還有疊韻(重復一遍的雙調(diào))和聯(lián)章(重復多次的曲調(diào)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