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至今日，吳投文在海內外報刊發(fā)表了三百余首詩歌，出版了詩集《土地的家譜》(2003年)和《看不見雪的陰影》(2017年)，還與詩人朱立坤一起出版了詩歌合集《中年生活》(2013年)，有詩歌入選《中國詩歌年鑒》、《新世紀詩典》、《中國詩歌排行榜》、《新世紀中國詩選》、《中國口語詩選》、《中國當代短詩三百首》、《新時期湖南文學作品選》等八十余個重要詩歌選本。雖然吳投文曾自謙道：“詩乃宗教，需要付出絕對的虔誠；真正的詩人少而又少，出詩集與詩人的稱謂沒有必然的聯(lián)系。”[①]但是，那些嘔心瀝血的佳作無疑使他早已成為湖南的實力派詩人，在詩歌界有一定的影響。吳投文不只是一位詩人，他還是一名專門從事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研究的學者，與民間詩人的作品相比，他的詩歌別有風味，大體上屬于學院派寫作。由于對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的深刻認識，他格外青睞“文學性”和“美”在詩中的體現(xiàn)；由于對生活的熱愛，對平民生存狀態(tài)的關懷，他在追求美的同時，更加注重個體生命的體驗。

 

　　在真、善、美已失去高尚外衣的現(xiàn)代社會，詩以及詩人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。但是，詩歌作為一種精神形式仍然發(fā)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，“對于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，詩歌就是一種集體記憶，他們都曾主動或被動地接受過。在80年代那個詩意的中國，分行文字和西方哲學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糧、人生寄托、信仰宗教，甚至是不可逆轉的宿命。”[②]行走于信仰與虛無之間，就好比是在刀尖上跳舞，但是對孤獨的鐘愛、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心靈的堅守給了吳 投文與眾不同的信念。在我看來，吳投文的詩是非常獨特的，在追求詩的文字和意境美的同時，他更加重視個體的生命體驗的彰顯。在與虛無以及五光十色的世俗欲望的抗爭中，他的詩歌中凸顯出了這樣的詩人形象：孤獨的低吟者、生命的歌者和心靈的守護者。領悟這些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讀懂他的詩，更是為了親近詩人的精神家園。

 

　　一、孤獨的低吟者

 

　　對于從鄉(xiāng)村中走出來的詩人來說，鄉(xiāng)村和泥土是別有含義的，少小時的離家愿望轉變?yōu)槌赡陼r的思鄉(xiāng)情緒，當初的城市向往者都變成了如今的泥土留戀者。吳投文也不例外。有論者認為，“對于家園和生存的缺憾，吳投文從始至終是清醒的。既不是人類學家對于野性思維和古老生命的奇趣，也不是回到原始、回歸自然的夢囈。相反，他總是智慧而無奈地觀賞著，當然也體驗著。”[③]詩人眼下的鄉(xiāng)村在城市的引誘下躁動不安，往日芬芳的泥土和寧靜的田野已成為回憶中的鄉(xiāng)村符號。在城市與鄉(xiāng)村的夾縫下生活，詩人是無奈的，他脆弱的臂膀始終掰不過現(xiàn)實粗壯的手腕。但是，吳投文從始至終是清醒的，這份清醒導致他無法與現(xiàn)實同流合污。

 

　　“愛人”是吳投文在詠嘆鄉(xiāng)村和泥土的詩中常用的一個抒情意象，如《收獲季節(jié)》中的“靈魂系在稻尖上的愛人”、“親近泥土遠離詩歌的愛人”，《葬禮》中“永恒的愛人”、“殉難的愛人”、“幸福的愛人”，《重歸故園》中“流離的愛人”，以及《田園》中“一季的陽光蓄于愛人深蹙的眉頭”、“愛人和耕牛出現(xiàn)在田野上”、“愛人的腳印在泥土深深處”，等等。但是，這里的“愛人”另有含義，“并非實指我們生活中的戀愛或婚姻對象，它其實是詩人內心的外化，詩人對外不斷說‘愛人’，其實就是對自己內心、對自己靈魂深處說‘愛人’。而這個‘自己’，其實也并不是詩人本人，其指代意義已被無限擴大，指的是無數的生命個體。詩人其實是站在無數個體中間，與他們同呼吸，替一個又一個的‘他’說話，道出每一個‘他’的心聲”[④]。然而，這種心聲能被城市——詩人身體所在的“異鄉(xiāng)”，以及他日思夜想的鄉(xiāng)村——他在精神上所向往的“故鄉(xiāng)”，接納和理解嗎?

 

　　“流落在異鄉(xiāng)的城市里”的詩人是尷尬的，他不斷地提醒自己，“我是楚地的書生”(《家園》)，在一開始詩人便把自己定位于異鄉(xiāng)的“局外人”。這種來自內心的“身份”體認使得“思鄉(xiāng)病總是在心事里開花”，這注定使他在異鄉(xiāng)無法獲得認同感，詩人的鄉(xiāng)愁自然也就得不到“異鄉(xiāng)人”的理解。

 

　　時間在離鄉(xiāng)的詩人和故鄉(xiāng)之間挖開了一道無法彌合的渠溝，沿著城市急促的發(fā)展軌跡，詩人現(xiàn)在已經無法回到離鄉(xiāng)前的那一刻，而鄉(xiāng)村依然是多年前的鄉(xiāng)村，時間埋葬的是鄉(xiāng)人的容顏和生命：“三十年前”阿婆一個人默默流淚，“二十年前”小弟病逝，“十年前”阿香也已出嫁(《阿宮山》)，這是時間帶給鄉(xiāng)村的變動，實際上也是時間留在詩人心里抹不去的傷痛。阿宮山的草所刺痛的與其說是詩人的軀體，倒不如說是引發(fā)了他內心“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”的悲涼感。對于“不慎陷入城市泥潭”的詩人來說，故鄉(xiāng)在渺遠之處，一旦離開就再也回不去了，故鄉(xiāng)只能“成為彌足珍貴的回憶”(《故園》)。在空間和時間的雙重擠壓下，詩人的孤獨感便誕生了。這是“一種深刻而強烈的智慧內省，是個體生命和與廣泛聯(lián)系的外部世界暫時中斷聯(lián)系而潛心考慮生命個體、生命意義問題時，所意識到的與他人無法重合的個別感、特殊感，是人的自我意識深化的一種心理反應。”[⑤][5]如果說空間上的距離感造成了詩人的滿懷思念，使他與異鄉(xiāng)人格格不入的話，那么時間所帶來的陌生和疏離感才讓詩人真正地感到孤獨?？臻g上的距離使對故鄉(xiāng)充滿幻想的詩人變成城市的局外人，但是時間所帶來的陌生和疏離感卻讓詩人所幻想的心靈故鄉(xiāng)徹底破滅了。

 

　　在古代中國，詩人往往因無法遇到伯樂和知音而孤獨，但終因懷抱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的儒家智慧，倒也不顯得過于落寞。但是，在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消費方式的浸染下，詩人的隱居夢徹底破碎了。在中國，作為精神貴族的詩人，他們接受過現(xiàn)代的教育，但是在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(xiàn)代社會，他們并不擁有能夠進行生產的技術。在自然經濟條件下，詩人大都是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道路上的佼佼者，即便如陶潛那般不如意仍可保留精神上的那份高貴感，不為五斗米折腰。大機器生產將詩人從統(tǒng)治者的隊伍里完全驅逐了出來，面對這個強勢的時代，苦悶彷徨的情緒使他們倍感孤獨。

 

　　時間和空間、生活和理想擠壓下的詩人生存狀態(tài)是常人所無法理解的，詩人的孤獨是一種形而上的精神體驗。但是在現(xiàn)實中，孤獨所體現(xiàn)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疏離感，“一個人是多么孤獨，遇見另一個人/僅僅是兩個人，或者陷入更深的孤獨”(《粉碎一滴水是多么困難》)，孤獨成為了一種永恒的狀態(tài)。詩人在路上遇到了兩條狗，也涌出了一種復雜的情緒體驗，“我突然感到孤獨/想加入它們之中/但我是一個人/無法脫下自己的面具”(《我在路上碰見一只狗》)。布魯姆曾斷言，“一首詩不是對焦慮的克服，而是焦慮本身”[⑥]，詩在吳投文這里卻是孤獨本身。工業(yè)文明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揭開了“欲望”的潘多拉盒子，生命被金錢和商品所踐踏，崇高和美被束之高閣，靈魂的悸動受到肉體的快感驅逐，這些都折射在吳投文的詩歌中。

 

　　二、生命的歌者

 

　　在海德格爾那里，“畏懼”是最基本的生存情緒；在薩特那里，“焦慮是自由的開端”；在吳投文的詩里，孤獨是個體的生命體驗。“我獨自留在了懸崖上/在那么高的位置/我感到了寒冷和孤獨/同時感到了真實和存在/我終于腐爛在這里了/留下了一堆白骨”(《我獨自經歷了一個寂靜的下午》)。高處不勝寒，吳投文筆下的“我”卻很享受這份孤獨，除了能夠保持精神上的高貴以外，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對“真實和存在”的執(zhí)著和對生命的探尋。陸耀東先生是吳投文的博士導師，他在吳投文詩集《土地的家譜》序言中意味深長地指出：“文學創(chuàng)作，寫詩，是‘靈魂的冒險’和生命的冒險；也許你終身忠誠于詩，但在你生命的最后一息，詩仍然無動于衷，與你無緣……”，吳投文對此深表認同，“詩歌在本質上關聯(lián)著對于生命的認識，生命與詩的相遇是一個詩人的幸運和幸福”，他從來沒有自詡為詩人，但是在詩歌創(chuàng)作過程中卻深有感悟，“生命在創(chuàng)作中的投入對一個詩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，這是決定其創(chuàng)作成敗與否的根本條件” [①] ，而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就是“使人通過對于向美向善的體驗，從而確證生命存在的意義” [①] 。

 

　　“愛人”與“耕牛”的身影被高樓大廈的現(xiàn)代景觀驅逐出了土地，泥土的香味和犁鏵的滑動只在回憶中還存有痕跡。“我在舞廳里無人伴舞/男男女女都是你的幻影/太多的欲望在這里膨脹”(《獨奏》)，在商品和金錢的勾引下，私欲吞噬了人的靈魂，只剩下了扭動的腰肢。在肉體快感取代了靈魂崇高的年代，“我把光明與黑暗作為涂料/不停地刪改自己/把自己刪改成一個陌生的符號”(《影子》)，一根天空中飄落的羽毛都會使“我的手臂突然失去力量”(《一根羽毛》)，這“致命的沉重”是什么呢?“在金錢衡量一切的時代”，吳投文筆下的“我”執(zhí)著于“一句話”，“這句話被金錢拋棄”，但是，“我把這句話深藏心底/等待它重見天日”(《一句話》)。“致命的沉重”與“一句話”在這里也許正是活生生的“生命”的代名詞。

 

　　西方近代的思想史是人類理性逐漸上升的歷史，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生命價值逐漸得到承認，可以說這一切都得益于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精神。笛卡爾的“我思故我在”，黑格爾的“絕對精神”，以及啟蒙運動中的眾多思想家的關于人的“理性”主張，都不可避免地推動著精神宗教的衰落，促進人類物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增長。馬克思·韋伯提出了四個概念“傳統(tǒng)行動”、“情感行動”、“價值合理的行動”和“目的合理的行動”，來界定人的社會行動。“價值合理的行動”體現(xiàn)了人對價值與終極意義的追求，而“目的合理的行動”則僅關注實現(xiàn)目的的工具和手段，它并不關心意義和價值，工具和手段的存在能否幫助實現(xiàn)人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。而宗教精神的缺失恰好加速了“價值合理的行動”和“目的合理的行動”的分裂，伴隨著工業(yè)文明的發(fā)展，價值、信仰和所謂的終極關懷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被工具理性所置換，“理性的鐵籠子”[⑦]最終形成。人的生命淪為流水線上的“機器”，其存在的價值甚至只能用數字衡量。圈地運動拆掉的是人的居所，驅逐的卻是人的價值和尊嚴。在全球化的帶動下，中國社會面臨著嚴峻的轉型態(tài)勢，在快速向前的經濟車輪面前，金錢和利益至上的極端利己觀念泛濫，道德感缺失，人文關懷缺席。當下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離不開資本積累，也就無法逃避涅槃的痛苦過程?？墒敲鎸Τ髳?，作為知識分子，他們是終極關懷和價值在中國的歷來承擔者。他們經歷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矛盾——物質生活的日益繁榮和精神世界的逐漸匱乏。有一批詩人在現(xiàn)實的威逼利誘下妥協(xié)了，他們的詩作要么沉淪于“玄秘化傾向和文化包裝”，要么“通向極端的夢囈和欲望宣泄”，要么“沉溺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”[⑧]。但是，真正的詩人不憚于清貧和寂寞，哪怕遭人誤解也會始終堅守詩人的良知。面對精神領域的價值和意義被物質欲望和世俗利益一點點地啃噬，吳投文痛心不已，《空城》中的“我”再也無法沉默，終于發(fā)出了“我該向何處/踽踽獨行”(《空城》)的疑問。

 

　　三、心靈的守護者

 

　　中國的知識分子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禮，從儒家封建道德的束縛中解脫出來，成為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獨立個體。他們以啟蒙為己任，即便是由于日本發(fā)動侵華戰(zhàn)爭而走向了救亡的道路，也從未放棄知識分子自身的追求。歷史感也是吳投文詩歌中所內含的一個審美維度，“孕育過綺麗的幻想/遭遇過嚴酷的動蕩/歷史的扉頁上依然空白”(《石像》)，這便是歷史。拯救民族危亡，贏得民族獨立，為了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，將無數的個體凝聚成一個團體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但是，團體的形成卻帶來了負面的意識形態(tài)效應，這導致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集體流放。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有“大庇天下寒士”的夢想，可是他們的肩膀有時甚至無法承擔自己的命運。終極價值在現(xiàn)代的唯物論者看來是可笑的，上帝死掉了，集體的意念似乎也淪為不可靠的意識形態(tài)，但生活卻要繼續(xù)，“時間搬不動”淤積在他們“心上的憂傷”，偏執(zhí)的他們“小心地打量著世界”，尋覓著自己的生存根據。

 

　　詩集《土地的家譜》中的詩人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反抗者，縱然在黑暗中“只有一條路沒有斷絕”，“只有一扇門是打開的”，即便“通向黑暗”，“通向地獄”(《只有一扇門是打開的》)。他不會不明白，承擔人世間的苦痛意味著“舉起的重量是整個地獄”，他也不會不清楚，這是一個詩人無法辦到的事情，但是，詩人堅信“聽到的召喚來自天堂”(《天堂》)。難道皈依宗教，憑借上帝的神性就能夠分擔詩人在人間的苦痛嗎?與薩特和加繆一樣，吳投文是一個無神論者，在他的詩文中充滿了對佛祖和上帝的挑戰(zhàn)。“被香火燒焦的記憶懸掛墻壁/總相信最后的一次膜拜/把你從千年的陳夢中叩醒/喚起你萬能的手指/填那深淵似的欲壑/灼傷的靈魂在悸動中萎縮”(《大佛》)，現(xiàn)實中的人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，一方面，他希望通過各種手段使自己的欲望能夠得到無限的滿足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會不安，企圖神明分擔自己的罪惡。人就是這樣在一邊祈禱一邊作惡。詩人寫道，“徒然的事實是死亡降臨前的痛苦/神圣的本質無法洞穿虛無和黑暗/貞潔與光明成為不可饒恕的罪惡/在無數的面具背后是欲望與拯救”(《欲望與拯救》)，里面包含著質疑與抵抗，也有面對現(xiàn)實的無力感乃至絕望。當上帝隱去，神圣與本質也就失去了合法性，一切規(guī)則都是人定的，人的幸福從彼岸的世界回到了現(xiàn)世的生活，在深陷于欲望的現(xiàn)實世界中，“虛無”和“黑暗”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 

　　現(xiàn)實世界無疑是令人絕望的，“這是一個懸空的時代”，“人們習慣吊在空中生活”(《卡夫卡的片斷》)。但是，“一個人要是丟了靈魂”，“道路就失去了意義”(《逃遁》)。馬利坦認為，如果詩人“不以這個世界來充實自己，那他就會變得空虛。詩人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自己的：事物在他心中產生反響，并在他唯一醒悟的時刻和他一道從沉睡中涌現(xiàn)出來。”[⑨]在吳投文看來，“天使為孤獨者的愛折斷翅膀”，孤獨的詩人注定要“面對遼闊的虛無”(《空白》)。由孤獨所引發(fā)的生命體驗使他筆下的“我”獲得了真實的存在感。馬拉美是這樣來評價詩人的，“我毫不含糊地認為：詩人不縈懷某種利益，他無償生產，或者不屑于交易；這兩個方面是顯然聯(lián)結的。”[⑩]“三萬兩黃金是個等價物/等于一座大樓/或一個貪官的腰包/也等于一個女人的胸脯/卻不等于我一個晚上的孤獨”(《黃金三萬兩的孤獨》)，與其說吳投文鐘愛的是無價的孤獨感，倒不如說他更加珍視生命體驗和存在感。

 

　　困頓于時間中的“我”無法成為時間的敵人，因為“時間的敵人在時間之外”。面對永恒的可以凋謝萬物的時間，將孤獨作為存在的根據是脆弱的。“思想拯救凋謝之物”(《主題學》)，吳投文似乎變成了與加繆相類似的人間信仰者，加繆的人間信仰發(fā)自于內心的對人間的“愛”，那吳投文追逐的能夠拯救自我的“思想”是什么呢?

 

　　拜倒在基督腳下的信眾，沒有個人的秘密，上帝在分擔了他們的苦難的同時，也將他們獨立的人格拿了去。作為一個獨立的人，“我的秘密來自塵世”(《信仰者》)。“我”暫時的苦痛也許是因為沒有上帝來分擔我的罪惡，但是“我”更渴求能與上帝平等地交流與對話。正如在《愛的上帝》中所書寫的那樣，“如果我跪著/你會坐得更高”，縱然“人間的黑暗籠罩著我/我的錢包豐滿/我的內心空虛”，“我”仍然拒絕“愛的上帝”。“寬恕我吧”，“寬恕這個世界吧”，“寬恕上帝吧”(《最后的祈禱》)，這又是在向誰發(fā)出請求?

 

　　雅克·馬利坦在談到藝術家和詩人的創(chuàng)作心理時說：“如果他聽到了事物中斷斷續(xù)續(xù)跳出的那些秘語奧秘話，如果他領悟到處于現(xiàn)實存在的核心的實在、通信和密碼化的文字，如果他自人間和天國的萬物中捕獲到比我們哲學的夢想要多的事物，那么，他不是靠平常意義上的認識一詞認識這一切的，而是通過把所有這一切納入他隱約的幽深處而認識這一切的”⑨。而“隱約的幽深處”不正是詩人那顆獨特的純凈的“心靈”嗎?寬恕的請求最終在“心靈”這里尋找到了根據。加繆的人間之愛也正源于此。

 

　　四、結語

 

　　吳投文在《中國新詩之“新”與新詩文化建設》一文中談到“詩人藝術原創(chuàng)性的主體自覺”時，強調詩歌要“立足于充分個性化的藝術追求，以我手寫我心的真誠態(tài)度把詩人的主體獨特性轉化為一種值得信賴的生命詩學。”?這也許就是他的藝術追求——彰顯生命的意義，突出存在的價值。

 

　　在信仰與虛無之間行走是需要勇氣的，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墮入萬劫不復的境地。背棄了上帝同時又蔑視人間的罪惡，對人性和生命充滿希望，這是詩人式的悲憫情懷。承擔不了人類的罪惡，卻立志要拯救和凈化人的心靈，這也許就是西西弗斯式的執(zhí)著，“西西弗斯在不斷推動巨石上山的荒誕過程中感受孤獨、絕望，可也正是在這孤獨、荒誕的絕望中，他看到了無情的石頭在他的推動下所散發(fā)出的生命的動感，看到他與巨石搏斗時所迸發(fā)出的力量，這一切都飽含著西西弗斯的生命體驗。正當他沉醉在這種幸福之中的時候，巨石不再是他的苦難，諸神也不再讓巨石從山頂滾落下來。”?也許人們對詩人的誤解依然會頑固地存在著，也許現(xiàn)實生活對精神世界的壓抑會越來越嚴重，也許在世俗面前有些人屈服了，但是吳投文仍會堅守詩人的執(zhí)著，對孤獨的鐘愛、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心靈的堅守給了他與眾不同的信念。孤獨的低吟者、生命的歌者、心靈的守護者是吳投文詩歌中的詩人形象，同時，這也是對他自己的最好詮釋。

 

　　參考文獻：

　　[①]吳投文：《土地的家譜》，重慶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14-115頁。

　　[②]劉波：《生命體驗中的知性言說——吳投文詩歌創(chuàng)作略論》，《湖南工業(yè)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12年第5頁。

　　[③]馬明奎：《投向存在黑洞中的石頭——讀吳投文詩歌札記》，《現(xiàn)代中國文化與文學》2012年第1期，第234頁。

　　[④]呼振楠，錢志富：《湘江舊跡已模糊——吳投文〈重歸故園〉賞析》，《名作欣賞(中旬)》2013年第9期。

　　[⑤]王克儉：《文學創(chuàng)作心理學》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59頁。

　　[⑥]哈羅德·布魯姆：《影響的焦慮》，北京三聯(lián)書店1989年版，第100頁。

　　[⑦]李世濤：《理性危機中的重建——錢中文的“新理性精神文學論”》，《中外文化與文論》2011年第1期，第3頁。

　　[⑧]吳投文：《當前詩歌癥候分析》，《文藝理論與批評》2009年第4期。

　　[⑨]雅克·馬利坦：《藝術與詩中的創(chuàng)造性直覺》，北京三聯(lián)書店1991年版，第93頁。

　　[⑩]馬拉美：《馬拉美詩全集》，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66頁。

　　?吳投文：《中國新詩之“新”與新詩文化建設》，《徐州師范大學學報》2010年第5期。

　　?段曉磊，彭在欽：《處身“荒誕世界”的生命體驗——重新解讀陳染長篇小說〈私人生活〉中的女性觀》，《考試周刊》2012年第5期。

　　(《長江叢刊》2017年第11期發(fā)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