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

　　那年夏天，小提琴大師伊扎克·帕爾曼第三次來華演出，我的買辦朋友b哥囤積了一批貴賓票，打算用以賄賂附庸風雅的官員。沒想到演出前兩天，上面突然辦了個學習班，官兒們都去受訓了。他的票砸在手里，便隨意甩給我一張：

　　“不聽白不聽。”

　　演出當天，我穿著一身體面衣服，獨自乘地鐵來到大會堂西路。正是一個夕陽艷麗的傍晚，一圈水系的中央，那個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閃光。蒼穹之上，飄動著鳥形或蟲形的風箏。穿過遛彎兒的閑人拾階而上時，我身邊涌動著的就是清一色的高雅人士了，個個兒后脖頸子雪白，女士鑲金戴銀，一些老人家甚至打上了領結。檢票進入大廳的過程中，我忽然有點兒不自在，感到有道目光一直跟著自己，若即若離，不時像蚊子似的叮一下就跑。

　　這讓我稍有些心神不寧，頻頻四下張望，卻沒在周圍發(fā)現(xiàn)熟面孔。走到室內(nèi)咖啡廳的時候，忽然有人揚手叫我，是媒體圈兒的幾個朋友。他們憑借采訪證先進來，正湊在一起喝茶、講八卦。我坐過去喝了杯蘇打水，和他們敷衍了一會兒，但目光仍在魚貫而入的觀眾中徘徊。

　　“瞎尋摸什么呢？這兒沒你熟人。”一個言語刻薄的禿子調(diào)笑道，“你那些‘情兒’都在城鄉(xiāng)接合部的小發(fā)廊里創(chuàng)匯呢。”

　　這幫人哈哈大笑，我也笑了。片刻，演出開始，我來到前排坐下，專心聆聽。琴聲一起，我就心無旁騖了。

　　大師與一位斯里蘭卡鋼琴家合作，演奏了貝多芬和圣桑的奏鳴曲，然后又獨奏了幾段幫他真正享譽全球、獲得過格萊美獎的電影音樂。壓軸曲目當然是如泣如訴的《辛德勒的名單》。一曲終了，掌聲雷動，連那些裝模作樣的外行也被感染了。前排的觀眾紛紛起立，后排的像人浪一樣跟進，當帕爾曼坐著電動輪椅繞臺一周，舉起琴弓致意時，許多人干脆喊了起來。

　　在一片叫好聲中，有一個聲音格外凸顯。那是個顫抖的女聲，比別人高了起碼一個八度。連哭腔都拖出來了。她用純正的“歐式裝逼范兒”尖叫著：

　　“bravo！bravo！”

　　那聲音就來自我的正后方，引得旁邊的幾個人回頭張望。我也不由得扭過身去，便看見了一張因為激動而扭曲的臉。那是個三十上下的年輕女人，妝化得相當濃艷，耳朵上掛著亮閃閃的耳墜，圍著一條色澤斑斕的卡地亞絲巾。再加上她的下巴和兩腮棱角分明，乍一看讓人想起凱迪拉克汽車那奢華的商標。

　　初看之下，我并沒有反應過來她是誰。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著我時，我才驀然回過神來。這不是陳金芳嗎？

　　音樂會散場的時候，陳金芳已經(jīng)在出口處等著我了。此時的她神色平復了下來，兩手交叉在淺色西服套裝的前襟，胳膊肘上掛著一只小號古馳坤包，顯得端莊極了。雖然時隔多年不見，但她并未露出久別重逢的驚喜，只是淺笑著打量了我兩眼。

　　“你也在這兒。”

　　“夠巧的……”

　　說話間，她已經(jīng)做了個“請”的手勢，往大劇院正門外走去。我也只好挺胸抬頭，盡量以“配得上她”的姿態(tài)跟上。出門以后她問我去哪兒，我說過會兒我老婆來接我。她看看表，表示接她的人也還沒到，剛好可以找個地方聊聊。聊聊就聊聊吧，盡管我實在不確定能跟她聊點兒什么。

　　大劇院附近的茶室和咖啡館都被剛散場的觀眾們擠滿了，我們步行了半站地鐵的路程，才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對面找到一家云南餐廳。走路的時候，她一直沒跟我說話，高跟鞋堅定地踩著地面，回聲從長安街一側的紅墻上反射回來。落座之后，她又重新看了看我，然后才開口：

　　“你也變樣了。”

　　“那肯定，都十來年了，沒變的那是妖精。”

　　“不過你還真不顯老。”她抿嘴笑了，“一看就挺有福氣，沒操過什么心。”

　　“還真是，我一直吃著軟飯呢。”

　　“別逗了。”

　　“你不信？那就權當我在逗吧。”我略為放松下來，恢復了固有的口氣，同時點上支煙。

　　她又問我：“現(xiàn)在還拉琴嗎？”

　　“武功早廢了。”

　　“過去那幫熟人呢，還有聯(lián)系嗎？”

　　“也沒了。他們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們。”

　　“這倒像你的風格。”她沉吟著說。

　　“我什么風格？”

　　“表面賴不嘰嘰的，其實骨子里傲著呢。”

　　這話說得我一激靈。類似的評價，只有我老婆茉莉和幾個至親對我說過，沒想到陳金芳對我也是這個印象。要知道，我自打上大學以后就再沒見過她呀。我不禁認真地觀察起這位初中同學來，而她則毫不避諱地與我對視，兩條小臂橫搭在桌子上，那架勢簡直像外交部的女發(fā)言人。

　　很明顯，陳金芳在等著我向她發(fā)問，比如問問她這些年過得怎么樣，曾經(jīng)干過什么事兒，眼下又在忙什么之類的。然而對于那些曾經(jīng)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，如今則徹頭徹尾地改頭換面的故人，我一貫不想給他們抒情言志的機會。倒不是嫉妒這些人終于“混好了”，而是因為他們熱衷表達的東西實在太過重復。無非是“憶往昔崢嶸歲月稠”的顧影自憐，外加點兒“敢教日月?lián)Q新天”的豪情，就算把自己“煽”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也藏不住他們眉眼間那惡狠狠的揚眉吐氣。只要看看《藝術人生》或者《致富經(jīng)》之類的節(jié)目，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電視里全是這些玩意兒。

　　于是，我故意說：“你現(xiàn)在不拿烙鐵燙頭了吧？”

　　她愕然了一下：“你說的是什么時候的事兒了？”

　　“上學的時候呀。那可是個技術活兒，我記得你在很長時間里只剩一條眉毛了。”

　　出乎我的意料，陳金芳既寬厚又爽朗地笑了：“你還記得呢？現(xiàn)在我也想起來了。后來我只好往眼眶上貼了塊紗布，騙老師說是騎自行車摔的。”

　　她的反應讓我很不好意思。那種失態(tài)的挑釁更印證了我的膚淺和狹隘，而此時的陳金芳則顯得比我通達得多。接下來，我便不由得說出了自己原本不愿意說的話：

　　“你可真是大變樣了……剛才我都不敢認你。”

　　“也就表面變了，其實還挺土的。”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“這你就是謙虛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別人眼里已然驚為天人了嗎？”我舔舔嘴唇，幾乎在阿諛她了，“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　　更加令我意外，陳金芳反而對自己避而不談了。她簡短地告訴我這兩年“剛回北京”，正在做點兒“藝術投資方面”的事兒，然后就又把話題引回了我身上。她問我住在哪兒，具體在什么地方上班，又感嘆我把小提琴扔了“實在是太可惜了”。我則被弄得越來越恍惚，也越來越?jīng)]法把對面這個女人和多年前的那個陳金芳對上號。

　　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聊了許久，普洱茶第二次續(xù)水的時候，陳金芳的電話響了一聲。她看了看短信說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
　　我也欠身站起來：“那回頭再聊。”

　　我給她留了自己的電話，而她則遞給我一張頭銜相當繁復的名片。我陪著她走到街上，看到路邊停著一輛英菲尼迪越野車。這兩年有點兒錢的文化人或者有點兒文化的有錢人都喜歡買這種車，前不久還有一位大臉長發(fā)的音樂人因為醉駕被抓了典型，出事兒時開的就是這一款。陳金芳走向副駕駛座的時候，已經(jīng)有一個身材高挑、二十出頭的男人下來為她打開了車門。那小伙子穿著一件帶網(wǎng)眼的緊繃T恤衫，遭受過臏刑的牛仔褲里露出兩個瘦弱的膝蓋，看上去倒像某個高級發(fā)廊的理發(fā)師傅。他對陳金芳頷首，壓根兒就沒看我，重新發(fā)動汽車之后絕塵而去，氣流攪得路邊的落葉旋轉著紛飛了起來。夜風漸涼，再下兩場雨，就要入秋了吧。

　　過了十幾分鐘，茉莉恰好也加完班，從國貿(mào)那邊過來接我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她問我晚上的音樂會怎么樣，我隨口說“還成”。我又問她今天忙不忙，她說：“這不明擺著嘛。”然后車里就陷入了沉默。已經(jīng)有很長時間了，我們之間沒什么話可說。

　　借著立交橋上彩燈的光芒，我偷偷把陳金芳的名片拿出來看了一眼。剛才沒有看清，現(xiàn)在才發(fā)現(xiàn)，她的名字也變了。陳金芳已經(jīng)不叫陳金芳，而叫作陳予倩了。她的變化真可謂內(nèi)外兼修呀。

 

2

　　我第一次見到陳金芳或陳予倩，還是在上初二的時候。

　　那天剛下最后一節(jié)課，教室里亂糟糟的。大伙兒正準備回家，班主任忽然進來，宣布來了一位新同學。但我們往她身后張望，看到的卻是空無一人。老師也有點兒詫異，又探頭朝門外尋摸了一圈兒，喊道：

　　“你進來呀。在外面哨著干嗎？”

　　這才從門外走進一個女孩來，個子很矮，踮著腳尖也到不了一米六，穿件老氣橫秋的格子夾克，臉上一邊一塊農(nóng)村紅。老師讓她進行一下自我介紹，她只是發(fā)愣，三緘其口。老師只好親自告訴大家她叫陳金芳，從湖南來，希望同學們對她多多幫助，搞好團結。

　　學生們隨即一哄而散。在我們那所部隊子弟學校，像陳金芳這樣的轉校生，基本上每年都能碰上個兩三位。他們跟隨家人進京，初來乍到時與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，好不容易熟悉了環(huán)境，跟周圍人能說上話了，但卻往往又要離開。日子久了，我們這些“坐地虎”就學會了對這些學生視而不見。反正他們隨時會從教室里消失，與其深交又有什么意義呢？交朋友也是要講究成本的。

　　更何況這女孩一眼而知是從農(nóng)村來的，長得又挺寒磣，不管從哪個方面說都非我族類。我們咋咋呼呼地從她身邊涌過，就像繞開了一張桌子或一條板凳。班上的幾個男生跑到操場打籃球，我則倚著籃球架子跟他們臭貧。自從一次打球戳傷手指，造成半個月不能練琴以后，我母親就嚴禁我進行這種活動了。就這么消磨到夕陽開始下墜，半邊操場都被染紅了，我才拎上書包，跟朋友們打個招呼，往校門走去。

　　這時背后忽然傳來一陣哄笑。我循著笑聲回過頭去，看見了陳金芳。她手上攥著一只印有“鉀肥”字樣的尼龍口袋，跟在我身后幾米開外。當我前行的時候，她便邁著小碎步跟上來，當我站住，她也站住，支棱著肩膀，緊張地看著我。

　　面對陳金芳的亦步亦趨，我也有點兒不知所措。我本想呵斥她兩聲，讓她離我遠點兒，但又一想，那樣可能會招來男生們更加夸張的起哄。于是我盡量讓自己眼不見心不煩，加快速度回家。

　　九十年代的北京，天空還相當通透，路上也沒什么車。大部分機關職工都騎自行車上下班，前車筐里放著裝滿蘿卜青菜的網(wǎng)兜，透著一股過小日子的家常味兒。我穿過當時的鐵道兵大院兒，到長安街的延長線乘上4路公共汽車，經(jīng)五棵松到達西翠路，下車后再往南步行十分鐘，就能看見從小居住的那個家屬院了。一路上，共有三尊毛主席塑像揚著手跟我打招呼。這天我的步伐格外快，還像個沒規(guī)矩的壞小子似的擠到排隊乘客的前面?？匆娫洪T口那幾棟紅磚板樓的時候，我的身上微微冒出了汗，而一回頭，陳金芳仍跟在我身后。

　　我有點氣急敗壞地站住，等著她走近。陳金芳面無表情地朝我挪了幾步，像直立的豚鼠似的兩手捏著“鉀肥”袋子，置于胸前。她突然對我開口：“我們家也住這里。”

　　我“哦”了一聲，她又補充道：“我姐夫是許福龍。”

　　好一會兒，我才想起許福龍就是食堂里那個特會和面的胖子。他是山東人，靠著一手做面食的手藝，志愿兵期滿之后又留在了我們院兒，而且還結了婚，把老婆也弄了過來。這么說來，陳金芳她姐我也見過，就是在窗口負責盛菜那位。那是個豐滿的少婦，長著一對相當霸道的胸部，夏天不愛穿胸罩，兩個乳頭很顯眼地從迷彩短袖衫里面凸出來。打飯的時候，我總聽到后勤系統(tǒng)的人逗她：

　　“你的奶都要噴到飯盆里啦。”

　　遭受調(diào)戲的陳金芳她姐也渾不吝，掄著勺子笑嘻嘻地和人打鬧。由此可見許福龍兩口子人緣不錯。院兒里還有個段子，就是許福龍家里人口多，吃飯?zhí)糍M高，許福龍便每天蒸出包子、花卷，先往肥大的軍褲褲襠里塞上兩斤，然后像鴨子一樣火急火燎地跑回家里。天長日久，許福龍的生殖器相當于每天蒸一次桑拿，便被燙壞了，失靈了。這個段子的指向自然是陳金芳她姐，眾人都認為她那對胸部“可惜了”。而我面對陳金芳，卻很想問問她，假如這個故事是真的，那么從褲襠里掏出來的熱氣騰騰面食，他們又怎么能夠吃得下去呢？

　　但這時候，陳金芳就轉頭離開了。我家住在東邊某棟紅磚板樓的一層，她則要前往西圍墻邊上的那排平房。后勤系統(tǒng)雇用的臨時工都被安置在了那里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走之前，她還仿佛格外用力地盯了我一眼。

　　沒想到，就在當天晚上，我又見到了陳金芳。那是在吃完晚飯之后，我父親穿上軍裝去應付一個突然性的檢查，母親照例把我轟進自己的房間拉琴。到了初二時，我練習小提琴已經(jīng)達到八年之久，因為技藝進展飛快，在樂團工作的母親已經(jīng)不能再指導我了。為了不“耽誤”我，她領著我滿北京遍尋名師，并且替我作出了明確的規(guī)劃，那就是先拿下幾個重要的青少年比賽獎項，然后考進中央音樂學院。這個目標無疑需要曠日持久的苦練，我關上包了一圈隔音海綿的房門，站在窗前，將琴托架在磨出了一成薄薄的繭子的下巴上。

　　那天我練習的是柴可夫斯基《d大調(diào)小提琴協(xié)奏曲》。1994年，大師帕爾曼首次來華，他熱情地稱贊過北京烤鴨之后，便在人民大會堂演奏了這首曲目，而那場演出的現(xiàn)場錄音唱片已經(jīng)被我聽壞了好幾張。此刻，頭頂著被飛蛾攪亂的路燈燈光，我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輪椅上的帕爾曼，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顏色，則是如潮的觀眾們的頭發(fā)和黑禮服。只不過一轉眼，這種意淫就被隔壁老太太跟兒媳婦吵架的聲音打斷了。

　　也就是這時，我在窗外一株楊樹下看到了一個人影。那人背手靠在樹干上，因為身材單薄，在黑夜里好像貼上去的一層膠皮。但我仍然辨別出那是陳金芳。借著一輛頓挫著駛過的汽車燈光，我甚至能看清她臉上的“農(nóng)村紅”。她靜立著，紋絲不動，下巴上揚，用貌似倔強的姿勢聽我拉琴。

　　也不知是怎么想的，我推開了緊閉的窗子，也沒跟她說話，繼續(xù)拉起琴來。地上的青草味兒迎面撲了進來，給我的幻覺，那味道就像從陳金芳的身上飄散出來的一樣。在此后的一個多小時中，她始終一動不動。

　　當我的演奏終于告一段落，思索著是不是向她隔窗喊話時，一個女人近乎凄厲的喊叫聲從遠處的夜色中直刺過來。那是她姐在叫她呢。陳金芳嗖地一晃，人就不見了。

 

3

　　同學們是什么時候開始集體排斥陳金芳的？

　　她默默無聞地在我們班上耗一年，盡管沒交上任何朋友，但卻沒像前兩位借讀生一樣陡然消失，這已經(jīng)算是個小小的奇跡了。有一度，她的座位曾經(jīng)空了半個月之久，大家都認為再也不會見到她了，不過也沒人覺得遺憾；但某一堂課開始時，她又赫然出現(xiàn)在了那里，仍舊沉默無語，老師一開講，她就趴到桌子上睡覺。

　　學校里的課程，她從來就沒跟上過。但學習差并不是陳金芳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。大家另有理由。

　　理由之一，是她們家什么都吃。說這個問題之前，得先介紹一下這家人的人口構成。除了陳金芳及其姐姐姐夫這三個固定成員，那兩間小平房里還不定期地住過陳金芳的媽、舅舅、叔叔嬸子、表哥表嫂等人。暫居者的面孔雖然常變常新，但總的來說有一條規(guī)律，就是許福龍一直生活在外戚當?shù)赖木置胬?。那些親戚有的是來看病，有的是來找工作，還有的號稱什么也不為，就是見到別人“進了北京”，自己也想來“看一看”。有那么一陣，我每天早晨上學的路上，都能看見一輛平板三輪從西平房的拐角駛出來。登車的是陳金芳的表哥，一個梨形腦袋，此人的前額被產(chǎn)鉗夾得極其窄，窄得不到巴掌寬，頭頂還被擠出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尖兒。車后坐著陳金芳的媽，她患有股骨頭壞死，走路畫圈兒；一旁跟著陳金芳的表嫂，作為梨形腦袋的妻子，此人腦袋的質(zhì)量自然也不會太高，盡管形狀無異，但卻有輕度癡呆的癥狀，愛流口水。這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披星戴月，干的是收廢品的營生。而這也是陳金芳家族在北京唯一能夠立足的領域了，她的舅舅，一個僅有的看似聰明的親戚，曾經(jīng)雄心壯志地企圖挺進代訂火車票的市場，后來被一伙安徽人揍了一頓，連褲子都扒了，寒冬臘月里只穿一條秋褲，滿臉是血地蜷在馬路牙子上哆嗦。

　　關于陳金芳家人口之多、之雜亂，還有一個很直觀的說法，是我們班的班主任提供的。她裝模作樣地去家訪過一次，回來感嘆說：“窗臺上只有一只刷牙杯，里面插著七八柄牙刷。”

　　同學們詫異：這樣一來，怎么能分清哪支牙刷是屬于哪個人的呢？如果她們家人不介意混用，又何必七八把？一把足矣。但陳金芳一家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還不是刷牙，而是吃飯。在春夏之交，我們看見陳金芳她媽沿著院兒里干道上那排楊樹走到頭，再走到尾，一邊畫圈兒，一邊往塑料兜里撿嫩楊花。院兒東頭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樹，也被她們家人“號”得夠嗆。那些年的八一湖還不是封閉公園，水勢也大，夏天男生常常下湖游泳，這時卻看見陳金芳和她姐、她表哥赤腳站在灘涂上撈小魚、摸螺螄，甚至用竹簽子扎青蛙。

　　客觀地說，以當時北京的生活條件，再怎么困難的家庭，大米白面總還是吃得飽的，再說他們家還背靠著食堂，還有許福龍的褲襠這個秘密武器呢。他們的自力更生，主要是為了豐富副食。再也許，他們在老家就有這個習慣，只不過帶到北京來就顯得突兀了。

　　院兒里上了歲數(shù)的人感嘆說：“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，也就這個吃法兒了。”

　　更駭人聽聞的一件事，是我們學校門口總游蕩著一只交配過度，乳頭耷拉到地上的野狗，這狗忽然有一天就不見了，而陳金芳家里卻飄出了少有的肉香。

　　排斥陳金芳的理由之二，就直指她個人了。班上的女生恍然發(fā)現(xiàn)，原來她還是一個愛慕虛榮的人。這個跡象是逐漸顯現(xiàn)出來的。最初，陳金芳一年四季的換洗衣服不超過三套，一件洗了另一件可能還沒干，必須得穿著濕的來上學。后來衣服就多了起來，基本上來自于她姐，因此不是紅配綠就是粉配紫，“怯”得要命。有一次，她居然穿了一件帶墊肩的雙排扣西服來上學，那衣服的下擺直垂到運動褲的膝蓋上，簡直像個唱戲的。這衣服還沒穿夠半天，她姐就風風火火地追到了學校，劈頭給了陳金芳一個嘴巴，然后奪過西服出門辦事。而陳金芳臉上印著幾道紅印，還若無其事地對旁邊人解釋說，她姐也準備“下海”了，準備開一個酒店。過了兩個月，“酒店”還真開起來了，是菜市場旁邊的一個小門臉，主營包子餛飩，一群菜販子坐在露天條凳上吃。

　　陳金芳還是班上女生里第一個抹口紅的，第一個打粉底的，第一個到批發(fā)市場小攤兒上穿耳孔的。后來我揶揄過她的烙鐵燙頭事件，也發(fā)生在初三那一年。那段時間，她簡直把自己的臉當成了一片試驗田，什么新鮮事物都敢往上招呼。她還穿過幾天高跟鞋，那鞋不知是從誰家樓道里撿來的，一只鞋跟高，一只鞋跟矮，這導致她走路的時候也深一腳，淺一腳的，好像被遺傳了股骨頭壞死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在同學們之前，老師已經(jīng)看不慣她了。“陳金芳啊陳金芳，”我們班主任說，“你們家那么個條件，還窮嘚瑟什么呀？”

　　孩子的態(tài)度更要比大人極端得多，那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場逐漸升級的斗爭運動。剛開始是班干部公然用“品質(zhì)惡劣”“忘本”之類的詞匯斥責她，后來是女生對她翻白眼兒，喝來斥去，再往后居然發(fā)展到了動手的地步。一些男生用跳繩抽她，用粉筆頭擲她，還用掃帚把兒捅她的后腦勺。干這些事兒的時候，大家都義正詞嚴的，但作為旁觀者，我必須得證明，陳金芳并沒有招過誰惹過誰。時至今日，她每天在學校里說過的話都不超過十句。而說起虛榮，誰又沒這個毛病呢？哭著喊著脅迫父母用半個月的工資給自己買一雙“耐克”球鞋的大有人在。

　　對于一個天生被視為低人一等的人，我們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，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圖變得和自己一樣。

　　“你們院兒的陳金芳”，這是別人對我提起她時常用的稱呼。這么說的時候，他們擠眉弄眼，話里有話。有兩個跟我關系不錯的女孩兒遺憾地表示：“你呀你，怎么跟那人住一個院兒??？”聽她們的口氣，陳金芳就是一塊時時作癢的爛瘡，誰要是跟她扯上關系，那可真是人生的大不幸。

　　我暗自慶幸，別人沒有發(fā)現(xiàn)我和陳金芳之間的隱秘聯(lián)系。自從見面的第一天，我們就把“演奏者”和“聽眾”的身份固定了下來。她會在晚上八點鐘左右出現(xiàn)在我窗前的樹下，我在拿起小提琴試音之前，也會望一望外面有沒有那個癡癡愣愣的人影。隨著我的手上功夫變得越發(fā)純熟，陳金芳面目不清的身影也在發(fā)生著漸進的變化。她的個頭長高了，輪廓的弧線也有了明顯的凸出和凹陷。如果僅看剪影，任誰都會認為那是一個美好的、皎潔如月光的少女。不知何時開始，我的演奏開始有了傾訴的意味，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“人味兒”的一個時期。

　　試想一下，假如不是因為這點交情，我會不會也像其他學生一樣欺負陳金芳，甚至因為她“是我們院兒的”而欺負得更狠呢？我可從來沒在道德品質(zhì)方面過高地信任過自己。

　　對于我的演奏，陳金芳當然無法做到每場必到。她們家人多活兒多，下了學，她還得到食堂幫助許福龍扛面粉，或者把她媽收來的垃圾分門別類裝進蛇皮袋。最長的一次缺席，發(fā)生在初三的第二學期，當時陳金芳家里發(fā)生了一個挺大的變故：她在老家的父親正在從雞屁股里面往外掏雞蛋，突然就一頭扎在雞窩里，沒氣兒了。按照城里人的知識推測，可能是突發(fā)性腦溢血什么的，但是村里人不計較死因，只在乎結果。他們描述，將死者拖出來時，腦袋上糊著厚厚的一層雞屎，連頭發(fā)都變成綠的了。陳金芳的父親去世以后，她母親也只好放棄了對股骨頭壞死的治療，打算回家侍弄那幾畝水田，而她們家的其他親戚也深感京城的居不易，決定集體還鄉(xiāng)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陳金芳卻拒絕回去。她堅決要求留在北京。

　　這個要求不僅遭到了她媽的反對，連她姐也不同意。家里的田不能不要，活兒不能沒人干，而眼下，陳金芳已經(jīng)成為了唯一的健康勞動力。從長遠打算，母親一定還指望著她結婚招婿，充當頂梁柱呢。況且，在姐姐姐夫這里寄人籬下，她又能有什么出路呢？留下來總不能馬上到社會上去漂著，總得上學。但初中階段屬于義務教育，所以我們學校才不情不愿地接收了她這個借讀生，而到了高中，別說學校不收她了，就是收，她也考不上呀。一個初中畢業(yè)生，在北京就和文盲一樣的。

　　但是陳金芳聽不進去。她像是吞了秤砣，鐵了心了。家里人便開始圍攻她，逼迫她，那些天里，西平房頻頻傳來打、罵和砸東西的聲音，那是一個人對抗一家人的戰(zhàn)斗。也實在想象不出來，在學校里不吭不響的陳金芳，居然有著如此堅韌而潑辣的勁頭。有一天我正打算練琴，鄰居家的老太太過來還毛衣針，順便拉著我母親扯點兒閑話，三言兩語就扯到了陳金芳身上。

　　“沒見過那么犟的孩子。”消息靈通的老太太感慨，“都鬧騰了多少天了？他們家把她轟出去，她就窩在院兒里墻角睡覺……說是寧死不走。說來也是，外地人來了北京誰愿意走呀？在這兒受苦也比回家強……現(xiàn)在又打上了，窗戶都砸了。”

　　我母親假客氣著敷衍幾句，就關上了門，但我卻不知為何坐不住了。那天白天，我還在學?？匆娏岁惤鸱?，這時回想起來，她的臉和身上的確都格外臟，后背上還黏著黑乎乎的一塊煤灰。這大概就是露天睡墻角的結果吧。

　　我隨意拉了一段練習曲，便獨自開門出去。母親問我干嗎去，我說擦琴弓的松香用完了，想到另一棟樓里一個練中提琴的孩子家借一塊。出了門，我沿著白楊樹的林陰道一路向西，很快就看見了陳金芳一家人租住的那兩間平房。果然有塊玻璃被打碎了，屋里的燈光像橘子汽水一樣潑出來，同時還有她們家人七嘴八舌的喊叫。因為激動，所有人說的都是湖南土話，我只能聽懂個大意。她媽說陳金芳“翅膀沒硬就想飛”，還說她“忘本”；她姐的話更實際一點，表示已經(jīng)供她吃、供她穿好幾年了，以后不想再供下去，“不養(yǎng)吃閑飯的”。

　　陳金芳針鋒相對地反擊，指出自己一直都在干活兒，何來吃閑飯一說？又表示留在北京，她也不住姐姐家了，“死就讓我死到街上，反正你們也不是沒把我轟出去過。”她越說越激動，同樣的意思顛來倒去地重復了好幾遍，最后干脆變成了尖厲的叫喊。那簡直是泣血的哀號，雖然站在遠處，我只能看見她顫抖不休的身影，但我猜想，她的表情一定是目眥欲裂的，甚至仿佛從嘴里長出了獠牙。

　　她喊得最響的一句話，是用普通話說的：“你們把我領到北京，為什么又讓我走？為什么又讓我走？”

　　這么喊的時候，她好像把體內(nèi)所有的氣一口噴出，隨時都會暈倒在地。而沒過兩秒鐘，陳金芳就真的倒了。她姐姐抄起了一根搟面杖，像在食堂掄勺子一樣掄起來，劃了個完整的弧線，落到陳金芳的天靈蓋上。

　　打完之后，她姐也傻了，搟面杖撲棱掉到地上。門外兩個看熱鬧的鄰居叫起來：“出人命啦！”而這時候，還是默不作聲的許福龍比較冷靜，他彎腰抱起陳金芳，撞開門，往醫(yī)務室跑去。一大群人沸反盈天地經(jīng)過時，我不由自主地往旁邊讓了兩步，同時看見陳金芳在她姐夫胳膊上起伏的身體弧線，看見她的胸脯大幅度地隆起、下降。我還看見黑紅色的黏稠的液體順著她的脖子流下來，稀稀拉拉地灑在地上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此后的兩天，在上學的路上，我都能看到陳金芳灑在水泥路面上的血跡。那些血滴還算新鮮的時候，被清晨的陽光照耀得頗為燦爛，遠看像是開了一串星星點點的花，是迎國慶時大院兒門口擺放的“串兒紅”。沒過多久，血就干涸污濁了，被螞蟻啃掉了，被車輪帶走了。而那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后果，則是陳金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終于留在了北京。她繼續(xù)沉默著出現(xiàn)在學校里，被同學們排擠、欺負，也繼續(xù)在暗夜里來到我窗下，聽我拉琴。

　　但自始至終，我也沒有隔窗與她說過一句話。

 

4

　　再后來，我們就畢業(yè)了。憑借小提琴這個特長，我被圓明園那邊的一所重點中學招收，開始了平時住校，假期才回家的生活。作為“金帆樂團”的首席小提琴，我有了許多相當正式的演出機會，參加過和國外學校合辦的音樂夏令營，還跟不少“科教文衛(wèi)”系統(tǒng)的頭頭腦腦握過手。我與陳金芳那拉琴和聽琴的關系自然就此終止。那就像一個無關緊要的秘密，轉眼就被當事人忘得干干凈凈。

　　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我們僅僅見過屈指可數(shù)的幾面。

　　記得有一次見她，是在高一結束，快上高二的時候。當時我剛參加完暑期的“全國青少年音樂聯(lián)展”，帶著一身海腥味兒從青島回來。連著游了幾天泳，再加上剛下火車，我疲倦得很，經(jīng)過大院兒斜對面那一排小賣部的時候，一不留神踢倒了兩個立在馬路牙子上的啤酒瓶。啤酒是半滿的，灑了一地白沫，我趕緊彎腰把它們擺正，但為時已晚。兩個穿著燈籠般的大肥褲子、脖子上掛著大串金屬鏈子的野小子追了上來，他們罵罵咧咧地推搡我，問我“這事兒怎么辦吧”。

　　那些孩子大都是從豐臺來的，有的是職高的學生，還有的干脆輟學在家。很多次，我看見過他們把老實巴交的中學生堵在墻角，一邊抽嘴巴一邊搜兜兒，連人家腳上的球鞋也搶。對于我們這些“大院兒”里的孩子，他們仿佛懷有先天的仇恨，只要碰上落單的決不手軟。我話也不敢說，只是一味心驚膽戰(zhàn)地后退，而這時，一條刺滿了文身、龍飛鳳舞的胳膊已經(jīng)搭到了我的小提琴琴匣上。

　　“拿來我看看。”那人笑著對我說，嘴里露出一顆缺了一半的門牙。

　　這人我見過，是個赫赫有名的痞子，因為門牙的原因，外號叫“豁子”。那幾年里，附近的惡性案件似乎都跟這人有關。更讓我害怕的是，他對我的琴產(chǎn)生了興趣。那是一把德國仿制的“斯科拉迪瓦里”，是我母親托了不少人才買到的。

　　琴匣被粗暴地從肩膀上拽下來，我趕緊把它抱在懷里，同時彎腰蹲了下去。這是寧可挨揍也不撒手的姿勢，痞子們果然被我的態(tài)度激怒了。他們罵著臟話，揪著我的頭發(fā)，過不了幾秒鐘，拳腳就會準確有力地落在我的臉上、肋骨上。

　　就在這個時候，頭頂上有個女聲響起來：“你們丫撐的吧？”我保持著大便的姿勢曲頸看去，望到了陳金芳的臉。

　　陳金芳穿著一雙明黃色的塑料拖鞋，腳指甲都被涂成了艷紅，它們星星點點地晃動，不知為何又讓我想起了當初灑在水泥地上的血跡。再往上，是牛仔短褲下畢露無遺的大腿。她推開那兩個小子，又把豁子拉開：

　　“算了算了。”

　　豁子似笑非笑地問她：“你認識這孩子？”

　　“說不上認識。”陳金芳干脆地說，然后加上了一句，“不過他是我們院兒的。”

　　聽到她這么說，豁子不知為何露出了乏味的表情。他點上一支煙，鄙夷地踢了我屁股一腳：“滾蛋。”

　　我落荒而逃，連頭都不敢回。跑到家里，心情漸漸平穩(wěn)下來，我才開始詫異于陳金芳的巨大變化。讓我詫異的倒不是陳金芳突然變得漂亮了，而是我當初從來沒意識到她也是有可能漂亮的。她涂了透明唇膏，打了眼影，還染了一頭耀眼的黃發(fā)，這樣的裝扮令她的臉棱角分明，甚至具備了西方人的立體感。她大面積暴露的肢體散發(fā)著蓬勃、咄咄逼人的肉感。更大的變化發(fā)生在她的眼神和表情上，過去那種食草動物一般怯弱、忍辱負重的神態(tài)早已無影無蹤，取而代之的是肆無忌憚的潑辣與輕佻。再想起是這樣一個陳金芳保護了我，我的恥辱感就更強烈了，那感覺比在音樂比賽上被技法更加純熟的高手“蓋”過去更加難以忍受。

　　當天晚上，院兒里的朋友在食堂的小灶為我接風。聽說了我的遭遇后，兩個虛張聲勢的小“頑主”先是號稱要“滅了丫豁子”，但沒幾句話就把話題轉到陳金芳身上了。在他們的描述中，陳金芳已經(jīng)變成了一個著名的“圈子”，和公主墳往西一帶大大小小的流氓都有過一腿。那些人中年紀小的和我們同齡，年紀大的足有四十多歲，是“文革”時期遺留下來的“老炮兒”。她被豁子“帶著”，也就是近兩個月的事兒。與這次轉手相伴的，自然又是一場血案，豁子曾經(jīng)趁夜奇襲過陳金芳上一個“傍尖兒”，用一頭裹著布條的鋼筋把人家的腳踝打碎了。

　　此時的陳金芳被塑造成了妖嬈、輕浮的紅顏禍水，同時還具有了莫大的傳奇色彩。朋友們眉飛色舞地議論她的時候，已經(jīng)忘了就在一年前，他們還把她當成一個土包子踹來踹去。她也早就不住在我們院兒的西平房了，而是被誰“帶著”，就大大方方地跟誰住到一起。這倒也實現(xiàn)了她當初對她姐姐說過的，“留在北京也不住你們家”的誓言。對于這個臭名昭著的妹妹，也不知她姐姐姐夫作何感想，也許他們管過陳金芳，但管不了，更也許，他們連管都懶得管。她姐的包子餛飩攤兒已經(jīng)發(fā)展壯大，開始兼營給附近的小商鋪送盒飯的業(yè)務，本來就忙得團團轉了。

　　在青島那個啤酒之鄉(xiāng)，我都沒有偷偷從宿舍溜出去喝一杯，那天晚上卻不知怎么就喝高了。朋友們還以為我遭到了欺負，還在悶頭生氣，便紛紛勸慰我說“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”。我沒接他們的話茬兒，獨自默默地回了家，坐在自己的床上，垂頭看著窗外瀉進來的斑駁的月光。

　　出了會兒神，我突然站起來，拿出琴來。我仍然有點兒暈眩，但竭力站穩(wěn)雙腳，讓腰桿筆直，演奏了圣桑的《天鵝》。這是作曲家在1886年完成的《動物狂歡節(jié)》組曲中的一個段落，旋律凄美哀婉，叫人心碎。

　　如今想來，我頗為當時的自己感到不好意思：哪兒來的那一股子泛濫的純情勁兒啊，簡直像怡紅公子一樣，逮著個女的就能著臉對人家感時傷懷。我一邊拉琴，一邊抬眼望著窗外白楊樹肅然的黑影，憂傷地尋覓著。我期待自己能像當初一樣，發(fā)現(xiàn)陳金芳背手靠在樹干上。如果這一幕出現(xiàn)的話，我會直視她早已大變的容貌，真誠地感受她渾身上下散發(fā)出來的少女的光彩。我還臆想著聽我拉琴的時候，她那女流氓式的、滿臉渾不吝的表情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派沉靜與專注……她的臉上甚至還會帶著和我一樣的憂傷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可是很遺憾，那天晚上，陳金芳壓根兒就沒在我的窗外出現(xiàn)過。理性地想一想，她再也沒必要來了啊。以豁子為首的那幫人剛剛向她拉開了新舞臺的大幕，她不僅留在了北京，而且陡然意識到自己成了紅人兒，晚上正是她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。我的朋友們聲稱在很多“上檔次”的地方看見她，比如說“民族飯店”旁邊新開的那家韓國烤肉，再比如首體南路上的滾軸溜冰場，甚至還有崇文門外久負盛名的“馬克西姆”餐廳。“帶上”她之后，豁子還買了一輛二手的菲亞特“烏諾”轎車，這在當時的年輕人中，絕對稱得上是石破天驚之舉了。要知道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司局級干部才能坐上國家配備的老款“豐田”或者“尼桑”，而擁有一輛私家汽車，無論大小，都已經(jīng)是典型的“成功人士”的標志了。

　　也就是說，變成了“圈子”的陳金芳再也不需要到我這兒來解悶了。我們演奏者和聽眾的關系就此宣告結束。想明白這一點之后，我終于停止了拉琴。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了被人拋棄的感覺，假如再矯情一點兒，我?guī)缀跻鞒鲆痪?ldquo;從此蕭郎是路人”之類的屁話了。可是不得不承認，在此以前，我是從來沒打心眼兒里看得起過陳金芳啊。如今人家不來了，我倒一廂情愿地煽起情來……我他媽什么玩意兒啊。

　　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上充滿了虛偽的、專屬于知識分子的惡劣脾性。也怪了，從這個角度認清自己之后，先前的羞恥感反而消失了。我?guī)缀跏侨玑屩刎摰靥傻酱采?，轉眼就睡著了。

　　在那之后，我還見過幾次陳金芳，都是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間。朋友們對于她的傳言，有一些在我這兒得到了證實，有一些則存在出入。比如說，豁子的確開了一輛“烏諾”轎車，帶著她穿街過巷，但那車并不只是為了兜風而買的，他們還用它來拉貨。萬壽路南邊有一個小商品批發(fā)市場，豁子使出潑大糞、扔磚頭等一系列青皮手段趕走了幾個浙江人，接管了人家的攤位，陳金芳順勢又搖身一變，成了一個老板娘，專賣廣東生產(chǎn)的便宜服裝。我到那市場去給譜架配螺絲時，曾看見她著裝艷麗地端坐在攤位后面，豁子則滿頭大汗地跑進跑出，從停在門外的車里將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扛進來。此時此刻，他們的形象就不是流氓和“圈子”了，而是像極了一對勤勤懇懇的小買賣人。尤其是陳金芳，她與顧客討價還價時那副熟練、老到的口氣，讓人很難相信她連十八歲都不到。只是在有人問起她本人身上穿的、質(zhì)地明顯精致得多的衣服“有沒有貨”時，輕佻傲慢的表情才會回到她臉上。

　　“想買這個呀？那得奔‘燕莎’。”陳金芳翻了個小白眼說，同時對豁子撲哧一樂。

　　看起來，陳金芳對眼下的生活狀態(tài)充滿了死心塌地的熱情。按照這種趨勢，她在此后幾年、十幾年中的軌跡幾乎是可以想見的。比起現(xiàn)如今，當年的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明顯要寬松、公平得多，更關鍵的是機會遍地都有，只要能吃苦會算計，沒有什么“背景”的人也能混得豐衣足食，甚至還能發(fā)筆小財，一躍進入暴發(fā)戶的行列。陳金芳和豁子算不算得上情投意合誰也說不好，但起碼，這倆人應該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都對金錢有著強烈的攫取欲；而在“兄妹開荒”的生涯里，他們的性格也會逐漸被磨礪得踏實、安穩(wěn)。尤其是豁子，不大不小地吃幾次虧，就能讓他學會收斂自己的流氓習性和暴脾氣。等到他們“姘”累了，會自然而然地結婚，繁殖后代，那時的豁子多半會梳上一個大背頭，胳肢窩底下夾著真皮手包，整天忙活的事兒不是滿嘴跑火車地談生意，就是通宵達旦地打麻將；陳金芳呢，她的身體會發(fā)胖，她的皮膚和頭發(fā)會一起變得干黃，她的手上脖子上還會戴個半斤八兩的金首飾，她會滿嘴臟話地罵丈夫罵孩子，但又隨時隨地琢磨著能為自家人占點兒什么便宜……

　　千萬別認為我的這番形容有諷刺之嫌，告訴你，這就是那年頭的男女“頑主”們浪子回頭之后的典型形象。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同學，對陳金芳報以的相當務實的祝福了。

　　可是無須展望多年以后，僅僅才過了不到兩年，陳金芳就證明了我對她的預期是錯誤的。與此同時，我還讓我母親對我的預期也落了空。高中畢業(yè)后，我沒有進入音樂學院，而是被迫改投了一所綜合大學。盡管我從小到大拿過厚厚的一摞獲獎證書，但卻在最關鍵的“藝考”環(huán)節(jié)中被淘汰了。主持考試的教授對我的評價是：技巧有余但卻缺乏靈感，如同一座過早發(fā)掘殆盡的貧礦，提升空間極其有限。他們斷定我無論再怎么苦練，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奏家，頂多作為一個嫻熟的匠人在音樂圈兒里混日子。平心而論，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客觀，連我自己都心服口服。

　　也許是不忍心看到我那么多年的琴白練了，兩個好心的老師還把我推薦給了普通高校的管弦樂團，為我換來了幾十分的特長生加分。盡管最終拿到了燙金的錄取通知書，但我的心情仍然頹喪極了，整個兒人沉浸在漫無邊際的失敗主義情緒之中。我對小提琴也迸發(fā)出了一種近乎生理性的厭惡，幾乎一看見那玩意兒就想吐———這也是許多專業(yè)琴手改行之后的普遍反應。上大學之前的那個暑假，家人不愛搭理我，我也不想跟他們說話，整天不是把自己悶在屋里，就是騎著自行車在街上閑逛。我黑了一圈兒也瘦了一圈兒，騎車的時候也不抬頭看路，而是低頭盯著柏油路面上的斑點如螞蟻遷徙般涌向身后。我還會惡狠狠地詛咒自己：讓車撞死才好呢。

　　有那么一次，我騎著騎著，便真的撞上了什么東西。很遺憾也很慶幸，不是迎面而來的大卡車，而是前方的一輛三輪車。騎車那老頭兒也沒有嗔怪我，而是像掏自個兒褲襠那樣捏著車閘，伸著脖子朝馬路對面看熱鬧。

　　那里圍了一圈兒人，尖厲的叫聲不時響起。因為正在垂頭喪氣，我沒心思看熱鬧，便想繞過那輛三輪車，繼續(xù)漫無目的地游蕩。但又一聲女人的叫喊傳過來，令我像聽到熟人的召喚一樣，不由自主地扭頭。我果然在人堆里看見了陳金芳。

　　她斜坐在地上，背對著一家門臉嶄新的服裝店，店面的兩扇玻璃門上分別印著血紅的大字，一邊是“精品”，一邊是“時尚”。陽光滑過紅字照在她臉上，仿佛流得一頭一臉都是血。而她臉上確實還附著著許多汁液，大概是眼淚、鼻涕和口水混合而成的。陳金芳捂著她的腰，大口地喘氣，旁邊的豁子卻揪起她的頭發(fā)，令她像某種水鳥一樣伸著脖子仰面朝天，同時用腳狠狠地踩向她的小腹與胯骨，發(fā)出了撲撲的聲音，很像在踩一只暖水袋。男人打女人本來就很刺激，何況是打一個蜜桃般的年輕姑娘，群眾發(fā)出轟然的感慨，有人不涼不熱地勸架，卻沒人真上來阻攔一下。而在挨打的過程中，陳金芳始終是一言不發(fā)的，她只是尖叫，嗷一聲，又嗷一聲。我突然想起來，過去遭到班上同學欺負時，她也是這個反應。她就像個一捏就響的橡膠娃娃，當疼痛轉瞬即逝，她便會歸于平靜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也不知是怎么了，血騰地充滿了我的腦袋。我頭暈眼花，四肢卻幾乎自主地運轉了起來：下車，過馬路，沖進人堆，照著豁子的肚子踹了一腳。我從來沒有真正與人打過架，因此那一腳踹得很沒威力，豁子條件反射地側了下身，就輕易躲開了。但他還是不得不退開一步，與我對峙。我的表情一定是咬牙切齒的，心里卻絕無英雄救美的豪邁氣概，而是一片百草荒蕪的頹喪。學琴不成、苦功盡廢，對自己深深的失望在這一刻膨脹發(fā)酵，演變成了破罐子破摔的尋死欲望。陳金芳被打成什么樣我才不管呢，我的真實念頭，竟然是想借助豁子的手，讓他一刀把自己捅了。

　　我的出現(xiàn)登時讓旁觀者們“哦”了一聲，我猜，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定把思路往情感糾紛上引了：倆小伙子為了個“圈子”當街動手，多么俗套又多么讓人激動。而豁子果然挺配合我的想法，他嘟囔了一句“你丫作死吧”，眼眶里流出空洞的、狼一般的光來。他的右手則緩緩地向牛仔短褲的屁兜兒摸過去。這種人出門都是隨身帶刀的。從他的眼里，我仿佛已經(jīng)看到了自己的下場：血濺五步，像狗一樣趴在水泥地上，四肢間或抽一下筋。這副恥辱的樣子是多么適合給虛無的、沒有意義的人生畫上句號啊，十八歲的我蓋棺定論地想。我的兩腿開始打戰(zhàn)，括約肌幾乎失靈，費了好大勁兒才沒讓自己當眾尿出來。這不是因為我怕死，而是我正在準備受死。

　　但只一轉眼的工夫，那讓人血脈沸騰、靈魂出竅的時刻就結束了?；碜硬逶谄ǘ祪豪锏氖謩偺统鰜恚惚灰粋€匆匆趕來的警察攥住。警察熟練地使了個絆兒，把他按倒在地，手反剪在背后上了銬子，然后一邊擦汗，一邊公事公辦地詢問怎么回事兒。

　　群眾七嘴八舌，半天也沒講出個頭緒。而此時，豁子卻一反常態(tài)，露出近乎委屈的表情來。他撅著屁股，臉被按在水泥地上，斜著眼睛看向陳金芳，缺了個口兒的門牙發(fā)出嘶嘶的哨音來。

　　“你是不是不想過了……”他掙扎著對她說，口氣與其說是質(zhì)問，倒不如說像是哀求，“你還有什么不知足的？”

　　陳金芳呢，她仍沉默不語。她的手還捂在小腹與胯骨的交界處，但表情是淡漠的，近乎凜然。面對豁子被擠得變形的臉，她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個陌生人。無論是警察還是圍觀的人，都豎著耳朵等她說點兒什么，但陳金芳始終沒開口。她就那么坐著，仿佛出神入定了。

　　“你還有什么不知足的？”豁子又叫喚了一聲。

　　警察倒是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，他嗤笑一聲，拽起豁子，塞進微型面包車改裝成的110巡邏車：“甭跟這兒散德性了，有話到所里交代去吧———那女的，你也得去。”

　　陳金芳便順從著站起來，卻沒走向巡邏車，而是一瘸一拐地往店門里走進去。這時警察又把注意力轉向了我：“有你事兒沒有？”

　　我還沒說話，陳金芳頭也不回地甩過來一句：“沒他事兒。”

　　“哦，那你算見義勇為的？見義勇為也得講究方式方法是不是？”警察晃了晃從豁子那兒繳獲的三棱匕首，換了種推心置腹的口氣對我說，“聽我一句話，國家少了你照轉，你們家少了你———不行。”

　　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讓我哪兒來的回哪兒去，“就沒工夫給你寫表揚信了。”在眾人的注視下，我仍渾渾噩噩，卻沒離開，而是跟在陳金芳的身后，拐進了店面。這是個新開的服裝店，剛裝修好，地磚的縫隙還勾著白邊兒，不銹鋼衣架上空空蕩蕩的，尚未來得及羅列任何商品。店面后面，有個簡易的衛(wèi)生間，陳金芳緩緩走到帶鏡子的洗手池前，仔細地梳洗。她拿毛巾把臉上的各種汁液擦拭干凈，又長久地凝視鏡子里的自己。站在她背后，我看見她眼眶和顴骨上泛起的大塊瘀青，也看見她正透過鏡子看著我。

　　毫無預料地，陳金芳轉過身來，像鳥一樣張開雙臂。我便如同受到了什么神秘的召喚，一頭扎過去和她擁抱。論個頭兒，我已經(jīng)比她高出不少，但身體卻不知不覺地越陷越低，直到單腿跪著，臉埋在她的胸前。在摩挲的過程中，我感到她已經(jīng)膨脹得相當可觀的胸脯反復蹭著我的面頰、耳朵。我把它們擠得變形，它們則讓我險些窒息。這還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與女性如此密切地肌膚相親呢，那種氣息和質(zhì)感只在我的春夢里出現(xiàn)過。但是此時此刻，我卻毫無邪念，就連少男下意識的血脈僨張也沒有發(fā)生。我心里很清楚，這是一個失意人和另一個失意人的擁抱。陳金芳散發(fā)著近乎母性的慈愛，而我則想要從她那兒得到安慰。我希望有一個人和聲細語地對我說：沒關系，你所經(jīng)歷的都是小事兒，不妨礙世界照轉生活照過……然而沒人說話。我只能箍起臂膀，把陳金芳的腰越勒越緊。

　　和她相擁的時候，我是不是沒出息地哭了，蹭了她一前襟的鼻涕眼淚？這個細節(jié)我是真忘了。但陳金芳的氣味和觸感卻像冒煙的烙鐵，在我的感官中留下了真切、不可磨滅的記號。

　　過了些日子，我順理成章地到大學報了到。我父母大概認可了我這輩子必將淪為一個庸人的前景，從此對我的事兒不聞不問，我呢，更是年紀輕輕便開始學習著用混吃等死的心態(tài)應對生活，并且成效斐然。因為脾氣出奇的隨和，談吐又不令人生厭，我在脂粉堆里相當如魚得水，很快就交上了固定的和不固定的女朋友。記得第一次和女孩在路燈底下?lián)砦菚r，那姑娘突然推開我，認真地問：

　　“你以前沒和別人這樣過吧？”

　　我居然無言以對。這讓她失望極了，那副表情簡直像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跨出“人類的一大步”后，驀然看到月球上插著蘇聯(lián)國旗。再往后我就學精了。當外語系的系花茉莉問出類似的話時，我先考慮了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愛上了她，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我篤定地說：

　　“當然沒有，一直守身如玉地等著你吶。”

　　“騙人吧你？”茉莉既欣喜又羞澀地埋下了頭。啊，原來她們在乎的只是一個態(tài)度。

　　在此情此景中，我會不可遏制地想到陳金芳。這時我陡然意識到，以前把她視為無關緊要的陌路人，這是在騙自己呢。陳金芳變成了我記憶中詭異的存在，她不是我的初戀，卻又恍若初戀，她沒跟我說過幾句完整的話，卻又是我絕無僅有的傾訴對象。這樣的關系，從她第一次站在我窗外聽琴的時候，就埋下了種子。然而現(xiàn)在琴已經(jīng)被我束之高閣，陳金芳也不知去向了。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周末從大學回家的時候，我曾經(jīng)專門去過最后一次見到陳金芳的那條街。街道沒怎么變樣，但服裝店的店門已經(jīng)緊閉，掛著小孩兒手腕粗的鏈子鎖，張貼著轉租廣告。許福龍倒是又在我們院兒的食堂干了兩年，陳金芳她姐的餛飩攤兒則因為衛(wèi)生不達標被取締了。后來，這對夫妻也離開了北京，據(jù)說是回老家繼續(xù)開飯館了。至此，陳金芳和她的家人像是電線桿子上貼的小廣告，拿高壓水槍一沖，轉眼就不留痕跡。對于北京這座城市而言，這也是大多數(shù)外來者的命運吧。

　　曾經(jīng)“帶著”陳金芳的豁子，倒是與我有過一次不期而遇。那是在我大學剛剛畢業(yè)的2002年，帕爾曼第二次來華，他先在上海音樂學院開設了為期三周的“音樂大師班”，然后在北京舉辦名為“貝多芬之夜”的專場演出。因為小提琴已經(jīng)成了我的心病，那次演出我本來不想去聽，但又恰恰因為心病，開演當天，我便開始坐臥不安。躊躇良久，我最終還是坐車趕往人民大會堂。這時票已售罄，各路神仙正飄然入場，一隊蠻橫又神秘的豪華汽車直接堵住了會場入口，穿黑西服的警衛(wèi)簇擁著一個打扮得像繡球似的胖老太太走出來，并厲聲呵斥記者：

　　“別瞎拍。”

　　我在臺階下的小廣場上晃悠著，想等黃牛上來搭訕。幾分鐘以后，果然有一個男人湊近過來，像電影里的特務接頭一般掀開夾克衫的一角：“要票嗎？”

　　“多少錢？”

　　“八百。”

　　“沒那么多錢。”我說。這是實話，那時候我剛到一家國有事業(yè)單位上班，工資少得可憐，幾乎每個月底都得到父母那兒蹭吃蹭喝。

　　那人轉身就走，同時輕蔑地罵了一句：“操，沒錢到這兒干嗎來了？”

　　正是這個“操”，讓我留意起這個在黑暗中面目不清的票販子來。他的上舌音發(fā)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好像是漏氣了。我跟上兩步，借著一輛汽車的燈光，果然看清了豁子門牙上的那個洞。

　　他也認出了我，愣了一下：“你還好這口兒呢？”

　　我點點頭，同時恍惚感到自己和他之間還有什么事兒沒“了”。他不會再續(xù)前緣地捅上我一刀吧？豁子卻咧開嘴，近乎粲然地笑了，然后以親熱的口氣跟我談起生意來。他表示，看在“過去在一片兒混”的情分上，可以給五百塊錢把票轉給我。

　　“這票我弄來也費勁，還得到院里找人去。”

　　但這個價格也超過了我的承受能力。我拒絕了他，索然地點上支煙，望著遠處影影綽綽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發(fā)呆。

　　又過了一會兒，演出正式開始了，廣場上的人群稀落了許多?；碜佣凳哿艘蝗海比詻]出手，便又繞回到我面前：

　　“一口價，二百。你還能聽上上半場。”

　　我兜里的錢恰好還剩二百多。但這時我卻改了主意：“算了。”

　　“別再往下侃了，這票進價就得二百。”他抬手看了看表，焦急地說。

　　我還沒有答復他，卻望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已經(jīng)在關閉正門了。十五分鐘的最后入場期限到了，豁子的票徹底砸手里了。他的兩個嘴角滑稽地撇了下去，既像哭又像笑，但卻什么也沒說，垂頭喪氣地轉身離開。

　　我卻追上去，邀請他找地兒喝一杯?；碜釉尞惲艘幌?，隨后和我乘公交車來到西單電報大樓側面的一家酒吧。兩杯啤酒下肚，他的情緒好了起來，話又碎又密。我們聊到了過去“那一片兒”的幾樁神人神事兒，發(fā)現(xiàn)共同認識的人還真不少。顯而易見，豁子如今混得不怎么樣，掏出來的煙已經(jīng)不是“萬寶路”而是兩塊五的“都寶”了。他在追溯自己當年是如何揮斥方遒時，透出一種滑稽的英雄遲暮的氣息。隨著生活越發(fā)光怪陸離，那一代“頑主”的好日子終于過去了。而我則看準時機，把話題引到陳金芳身上。

　　“當初為了個‘婆子’差點兒跟你翻臉……用你們的話說，這就叫老鼠操貓×吧？”

　　“你跟她很熟？”

　　“真就是同學，在班上幾乎不說話。你掏刀子的時候我差點兒都尿了。”

　　豁子爽朗地擺了擺手：“沒必要害怕，其實我也是外強中干，就想嚇唬嚇唬你……再說后來警察不是來了嗎？”

　　說到陳金芳的時候，豁子倒是心態(tài)平和。他歪著腦袋思考了半天，最后下了這樣一個結論：“這女的，最大的優(yōu)點就是———活兒好。”

　　“我沒體驗過……”

　　“那挺遺憾的。我前面‘帶’過她的那幾個人也這么說。”

　　至于其他方面，豁子對陳金芳其人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。他認為她沒見識、上不了臺面兒，腦子也笨，甚至還不講衛(wèi)生，“為了把丫身上的泥兒搓干凈，那陣兒沒少買老絲瓜。”他還后悔拿出本金來讓陳金芳做服裝生意，那買賣看似紅火興旺，實則由于不善經(jīng)營，很快就賠了個底兒掉。而陳金芳呢，絲毫沒為倆人的生計考慮過，手頭已經(jīng)很緊了，卻還一個勁兒地逛商場、吃西餐，每逢北京有小劇場話劇、音樂會之類的演出，都會死磨硬泡地讓豁子給她買票。他如今干的這生計，就是當年出來的路子。

　　“她整個兒一傻逼。剛進城的山炮兒我見多了，但就是沒見過這么急吼吼地想要變成貴族的。”豁子越說越激動，索性既厭惡又懊惱地罵起街來，“我那時候真是色迷心竅，為了她跟老家兒都鬧掰了，我媽干脆搬到我舅舅家住著去了……就這樣丫還不知足呢，后來居然偷偷把店里所有的錢都拿出去，說是想買鋼琴。我實在寒了心了，索性抽了她一頓，讓她滾蛋……你那時候也夠沒眼力見兒的，上來就跟我乍翅兒，現(xiàn)在你評評理，那事兒換你你不跟她急？”

　　我莫名其妙地一激靈：“你說她要買什么？”

　　“操，鋼琴。”豁子門牙漏氣兒地說，“她也不知在哪兒認識了個樂團退下來的輔導老師，人家說她手長適合學樂器，她就死活非要買那玩意兒。當時我們剛剛把攤兒盤出去，租了個門臉房，手里就剩兩萬多塊錢準備到廣東上貨呢。我剛開始也好好勸她來著，我說就算你真喜歡‘音藥’，你能保證自己變成鋼琴家靠它吃飯么？頂多是一業(yè)余愛好，想買也得等掙了錢再說呀?？伤褪遣宦牐偭怂频?，我把錢鎖抽屜里她愣拿改錐撬開了……說實話，我到現(xiàn)在都不明白這人腦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……”（原作者：石一楓）至此，我總算知道了豁子當街暴打陳金芳的前因后果。實話實說，僅論這樁事情，大部分人都能體會到豁子的委屈和苦衷。他浪子回頭，對陳金芳仁至義盡，這樣的故事簡直像是從九十年代的香港爛片兒里扒出來的———可惜遇人不淑，滿腔熱血奉獻給了一條欲壑難填的白眼兒狼。但再想到陳金芳，我固然不能否認虛榮、膚淺這些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斷，但仍然感到了一股難以言狀的悲涼。她曾經(jīng)像孤魂野鬼一樣站在我窗外聽琴，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，卻又因為一架鋼琴重新變成了孤魂野鬼?；氖?，力勸陳金芳買鋼琴的那位“輔導老師”，我也是認識的。那人水平其實還算可以，給不少小有名氣的美聲歌手當過伴奏，只不過說話辦事完全像個神棍。他有個副業(yè)，是充當一家日本琴行的“顧問”，說白了就是推銷雅馬哈鋼琴，為了那點兒提成，每當遇上傻乎乎的婦女兒童，他都會摩挲著人家的手驚嘆：

　　“這跨度，這力度，不彈鋼琴就是暴殄天物。”

　　我自然還聯(lián)想到了自己學習音樂的經(jīng)歷。與陳金芳相反，我自打懂事兒伊始，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貴的小提琴。我沒有過選擇愛好的權利，因此感受到了和陳金芳相同的、孤魂野鬼一般的寂寥。最戲劇性的，莫過于我們倆人的結局：無論幸運與否，到頭來都與音樂無緣。這么想來，當年我們那演奏者和聽眾的關系，又是多么的虛妄啊，虛妄得根本就不應該發(fā)生才好。

　　我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，自己的錢花光了，又揪著豁子的脖領子，搶了他的錢包繼續(xù)買酒。豁子也喝高了，他嘴里吹著哨兒，把作廢的帕爾曼音樂會門票掏出來，用打火機點著，和我對火兒抽了支煙?；鹈绨丫瓢衫习鍑樍艘惶?，他果斷地把我們轟了出去。出了門，豁子猶在摟著我的肩膀抒情，含混不清地說“你這個朋友我交晚了”，我則把他甩在馬路牙子上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　　自從那次見過豁子，陳金芳在我的生活中便徹底斷了音信。我到底沒弄清她去了哪兒，也不再關心她去了哪兒。沒想到，當我把她遺忘之后，陳金芳卻又回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