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工作是生存的手段，不是人生的目的?！边@句話印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的書腰。該書于今年4月份出版，1個月后加印，目前銷量超過4萬冊。正如新書宣傳文案所述，這部非虛構作品集囊括了“一個‘底層’打工人的20年”。胡安焉記錄了他所從事過的19份工作，有保安、面包店學徒、夜班揀貨工人，還有便利店店員、網(wǎng)店工作人員、服裝店導購……

一場新書分享活動上，主辦方安排彭劍斌與胡安焉對談。兩人有著相似的經(jīng)歷，彭劍斌大學畢業(yè)后成為一名業(yè)務員，他乘坐長途巴士，經(jīng)過貴州、浙江、廣東的盤山公路，白天銷售商品，晚上在廉價旅館的床上寫小說。其中短篇小說集《寂靜連綿的山脈》也于今年出版。

今年年初，“北漂”打工者范雨素推出了自傳體長篇小說《久別重逢》，57歲的武漢體育學院保安李世偉推出長篇小說《村莊的大地》。3月，作家塞壬推出了新作《無塵車間》。該書是她深入工廠80天，真實記錄下打工者生活的非虛構作品。4月，“外賣詩人”王計兵推出了新詩集《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》。這里有詩歌、散文，還有小說、紀實文學，幾乎集齊了“打工文學”的主要文體。

這讓人聯(lián)想起10年前的盛況。2013年，《中國出版?zhèn)髅缴虉蟆ぶ袊喿x周報》發(fā)表頭條文章《打工文學30余年蛻變：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那時，“打工文學”是引人矚目的文學現(xiàn)象，涌現(xiàn)出以鄭小瓊、王十月等為代表的一批“打工作家”。10年后，這股關于“打工文學”的熱潮要回歸了嗎？

偶 然

在成為“打工作家”之前，胡安焉并不了解“打工文學”。2009年，他開始寫小說，模仿過塞林格、卡佛、卡夫卡，寫了幾十萬字。他把文章發(fā)表在網(wǎng)上，小說并不從工作取材，讀者不多。直到2017年，他的文章《我在德邦上夜班》在豆瓣上獲得關注，才獲得出版機會。

新書出版后，有主辦方安排胡安焉與王計兵、范雨素對談。他提前查了資料，查完之后發(fā)現(xiàn)彼此的軌跡各不相同。

1988年，19歲的王計兵踏上遠赴沈陽打工的列車，這一年他開始寫作。因為2018年日雜店生意下滑，他開始送外賣。2019年，他的《白紙黑字》獲得國際微詩大賽金獎。2022年，王計兵寫的小詩《趕時間的人》在微博上發(fā)布，點擊量超過2000萬次。這是他寫作30余年來第一次為大眾所知?；蛟S可以這樣說，在成為“外賣詩人”之前，王計兵已經(jīng)當了許多年詩人。

范雨素生于1973年，12歲在老家做鄉(xiāng)村小學民辦教師。如果她不離開老家，一直做下去，能轉為正式教師。20歲時，她無法忍受鄉(xiāng)村枯燥的日子，開始了“北漂”生活。2014年，皮村“工友之家”文學小組開課，范雨素聽了一年，開始寫小說《久別重逢》。2017年，“正午故事”微信公眾號發(fā)布文章《我是范雨素》后，范雨素走紅。

“只能說是巧合，對我也好，對王計兵也好，對范雨素也好，都是一個巧合?！焙惭烧f，網(wǎng)絡的普及的確讓他這樣的寫作者有了被更多人了解的機會。

標 簽

在新書分享會的海報上，對范雨素和胡安焉的介紹一致——打工人、寫作者，并不是“打工作家”。在《人物》雜志的采訪中，范雨素提到一場活動邀請，海報上要寫“民間詩人”。她說：“可別這么寫，寫農民工行嗎？”最后，海報上寫了“《我是范雨素》的作者”。

這與范雨素的童年經(jīng)歷有關。她的大哥自小想當作家，導致她一聽到作家、文學家這種字眼，就像起了濕疹一樣害怕，感覺作家就是失敗者的象征。范雨素只是想通過寫作滿足表達欲望，她從不覺得自己是作家，只是“撞大運了”。

胡安焉也不認為自己是“打工作家”，他只是寫下了自己的工作經(jīng)歷。他的第二本書簽了出版合同，還是以個人經(jīng)歷為主。接下來，他想回到小說寫作上，內容不再圍繞工作來寫。

這并不是個例。

2010年，“打工文學”代表作家王十月憑借《國家訂單》獲得魯迅文學獎。他將“打工作家”的標簽比作身上的胎記，那是他寫作的開始。對于這個標簽，他不拒絕，也不主動擁抱?！皹撕灐痹趧澏ㄒ粋€清晰界限的同時，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作品。

十幾年前，作家塞壬抗拒“打工作家”的標簽，恨不能將“我寫的不是打工文學”貼腦門上。她解釋，自己沒有打過一天工，寫的是“漂泊文學”。2020年，塞壬選擇進入工廠體驗生活，是因為她感到“頹敗、虛空、麻木”，靈魂日漸干枯。當她面對三位打工作家的作品時，喪失了共情能力，無法提筆寫下推薦語。塞壬希望在工廠的流水線上，找到生命之重。

20世紀80年代，一批又一批外來打工者從鄉(xiāng)村來到城市，“打工文學”浮出歷史地表。在城市化進程中，興起的“城市文學”擴大版圖，“打工文學”像“鄉(xiāng)土文學”與“城市文學”的“過渡地帶”，處在被“城市文學”“收編”的夾縫中。

文 學

和出版社簽了出版合同后，范雨素辭去了月薪6000元的育兒嫂工作，用半年時間專門寫長篇。她在紙上寫小說，幾百萬字寫在稿紙上，摞起來有十幾斤重。皮村文學小組的志愿者幫她把手寫稿錄入轉成電子文檔?！拔覍懝饰以冢　狈队晁卣J為，著述和繁衍是僅有的能對抗死亡的兩種方式。她感謝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它讓每個普通人都能寫作，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，都能被看見。

1992年，王計兵在稿紙上寫下20萬字的小說手稿。在山東打工時，他每天晚上在紙上記錄下當天發(fā)生的一些事，每完成一篇就念給工友聽。念完后，王計兵隨手把紙丟進灶臺，第二天伙夫用這張紙引火。后來，家里買了電腦，王計兵就在QQ空間上寫日志，因為不熟練電腦操作，也是為了節(jié)省打字時間，他的日志變得精簡，有時只有幾句話。這是他寫詩的起點。

幾十年來，文學長久地陪伴著王計兵，他對文學無話不說。文學是他心里最親密的人，“每一次寫作就像照一次鏡子，都是我對自我的一次對話、審視和定位，她會不斷地提醒我要做一個對話，不斷地修正我的過失”。

“我應該做我喜歡和擅長的事，比如說寫作。”胡安焉解釋，他這么說，是相較于他在生意中那種糟糕的體驗而言。寫作對他來說更適合，它不需要與別人合作，不需要與客戶打交道，不需要去交際。他可以獨立完成，不斷去磨煉、去提升。

與其他方式相比，寫作是人們在生活中更容易獲取的一種表達方式。正如“皮村文學小組”指導老師張慧瑜在《勞動者的星辰》序言里寫的那樣：“文學是相對低成本、廉價的文化媒介，每一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創(chuàng)作文學，這使得新工人也有可能借用文學的語言來表現(xiàn)自己的所思所想……”

2023年7月7日下午，第七屆全國打工文學征文大賽頒獎活動在深圳市光明區(qū)文化館舉行。此次全國各地投稿共有572篇，最終產(chǎn)生小說、散文、詩歌三個類別的金獎各1名、銀獎各2名、銅獎各3名，以及優(yōu)秀獎各10名。如果把人生當作一場旅途，那么“打工文學”就像一個車站——總有人來到這里，有人會留下，有人會遠行，也有人兜兜轉轉，離開后再度返回。

“打工文學”為什么有著長久的魅力？在豆瓣上，胡安焉文章下的一條評論或許可以回答。網(wǎng)友曉林777留言：“并不是作者打動了我，而是生活打動了我。”